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禁錮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讓他在自然、神靈和權力面前自覺軟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提出了“貧困文化”的概念。他總結的貧困文化的特征包括較高的死亡率，較低的估計壽命，較低的教育水平，為生存而進行長期奮斗，典當，過著受束縛的生活，終生忙碌而無閑暇，向往權力，大男子主義，只顧眼前，不信任政府，軟弱無能，對地位差異敏感而缺乏階級覺悟等等。這種貧困文化使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系。財富讓人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內心，關心視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與胃無關的奢侈問題。財富是文明生長的土壤。

    古希臘文明就是建立在滾滾而來的金幣之上的。因為貧瘠的土地無法養活自己，希臘人不得不嘗試外出冒險。龐大的希臘船隊源源不斷地輸出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運回糧食和金錢。有位經濟史家斷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富裕起來的平民要求政治權利，最終導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紀之后，歐洲之所以能沖破黑暗，迎來文藝復興，根本原因也在于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歐洲的農奴能夠越來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討價還價，獲得市民身份。他們的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精神力量不斷增長，最終推動了商品貨幣化的浪潮，迎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如前所述，中國農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沒有回到人均十畝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著中國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后果是無法衡量的。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后，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的作風則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后，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再也難以復現。

    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貧階層的一切條件。十多歲開始，就去給地主放牛。窮人的孩子好養活，雖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惡劣的飯食，也沒有耽誤他長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過容貌丑了點：腦袋很長，下巴寬大，整個一張驢臉。《明史》含蓄地稱他“姿貌雄杰，奇骨貫頂”。

    這個未來的皇帝最愛玩的游戲是“做皇帝”。“你看，雖然光著腳，一身藍布短衣全是窟窿補丁，破爛不堪，他卻會把棕樹葉子撕成絲絲，扎在嘴上作胡須，找一塊車輻板頂在頭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讓孩子一行行，一排排，畢恭畢敬，整整齊齊三跪九叩頭，同聲喊萬歲”（吳晗《朱元璋傳》）。

    唯一的文化活動就是聽四鄰八鄉游串的說書先生來講書了。什么《隋唐》、《三國》、《楊家將》、《大宋宣和遺事》。在這些評書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條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軍州”。對于到今天為止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些評書演義，也就是傳統文化中粗糙的底層文化產品，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們一生的思維模式。

    在鄉村社會里，不僅僅有淳樸的人情和田園風光，也有愚昧、野蠻和對權力的盲目順從。就在社會最底層的摸爬滾打中，底層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滲透進朱元璋的身心。而隨著命運神奇的改變，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貧困文化因子更為廣泛深刻地傳播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精神里面。

    終其一生，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受著農民思維方式的牢牢制約，我們在他的治國大政方針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個小村莊的貧困文化的精神印記。

    基于鄉村生活經驗，洪武皇帝的治國理念中表現出強烈的靜態取向。他治理國家的基本傾向就是把國家的運轉方式固定化，使整社會倒退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狀態。當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著樸素的農民道德，對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別的尊重。他頒布《存恤高年詔》，規定“所在有司精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十斤；其田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

    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個人忙不過來。他異想天開，認為民間老儒起自田間，淳樸老實，富于經驗，于是從社會底層直接提拔輔政人員。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設立四輔官制度，以“協贊政事”，從民間找了幾個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龔斅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輔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過實行了一段時間，朱元璋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樸無他長”，這些老人除了看孫子，別的貢獻確實難以做出，于是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廢除了四輔官。

    對于外部世界，農民們的基本反應是排斥、恐懼和不信任。封閉的生活狀態讓他們感覺安全、輕松。他們不愛冒險，只想守著前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一成不變地安安穩穩地生存下去。雖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進取和冒險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復了農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國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繼承者朱元璋卻對外面的世界絲毫不感興趣。他滿足于把蒙古人趕回沙漠，并沒有深入沙漠徹底殄滅之。日本人不斷制造事端，對他進行挑釁，他也是發幾道詔書，申斥一頓了事，沒動過興兵遠伐的念頭。他對曾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海外貿易不感興趣，不但禁絕了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下海捕魚，把海島上的居民悉數內遷，“以三日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訓》里，他把二十多個鄰國列為不征之國，以這些國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后代，“切記不可”對它們動心思。雖然沒有多少財產需要保護，中國農民世代對護家院墻一直有著不衰的熱情。而繼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來重修長城，以致我們今天所見到的長城，基本都是明代遺物。

    短視的實惠觀是孤莊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另一個深刻的印記。底層文化是饑餓的產物，實用主義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點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吸引了農民們的全部注意力。為了一點糧食，幾間草屋，人們可以毫不顧惜地運用體力腦力，把算盤打到最精，讓每一粒米都發揮最大效益。農民較少有機會鍛煉歸類、抽象、推理這些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在他們的頭腦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