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詩歌，始終以韻文的形式出現。《詩經》的定型，基本以四言為主，及至《楚辭》，則采用三言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漢賦散韻相間專事鋪陳，是詩歌的變異，而兩漢樂府詩又是從四言詩向雜言、五言詩的轉型。東漢至公元四世紀的大分裂時代，五言詩逐漸取代四言詩，直到公元六世紀隋統一中國，發展為七言詩，新的詩歌范例隱約確立。

　　反觀這段古典詩歌史，可以發現，《楚辭》之后，東漢佛教初入中國之前，中國古典詩歌在內容和語言兩方面都遭遇到瓶頸，是佛教東漸才使得這一僵局被打破。佛教的傳入，是中國本土文化遭遇外來文化的第一次大沖擊。佛典漢譯，方塊漢字陷入表達上的窘境：梵文經典由多音節的語言書寫，中國語言以單音節的字符為主；梵文的很多名詞、觀念及事物，用漢字的詞匯來表達已經顯得捉襟見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譯體的字詞產生了，如平等、涅槃、世界、覺悟等，為漢文注入了新的血液。用單音節的漢字來翻譯多音節的梵文，即用兩個字來拼出第三個字的音，自然引發了中文的“反切”、“拼音”現象，觸及了漢字的音韻問題。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單音節漢字造成的同音字，只適于書面表達無法誦讀，必然借聲調的抑揚頓挫加以區分。受梵語的啟發，沈約為中國的漢字定出了平上去入四聲，沈約據此創立了音韻嚴格的“永明體”，規定了四聲八病，強調詩歌的音韻美，為唐詩高峰的代表——五、七言格律詩和絕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就中國古典詩歌而言，盛唐詩歌所達到的高度，是中國古典詩歌在吸收了佛教文化后演進的結果。

　　而唐宋以后，古典詩歌在怎樣創新上又面臨難題。鴉片戰爭使得中國文化遭遇了第二次異質文明即西方現代文化的巨大挑戰，至今余波未絕。五四新文學運動，白話文以革命的名義取得了對文言文的全面勝利，新詩（白話詩）也以決裂的方式，切斷了千年古典詩歌的血脈。百年新詩，雖有不短的里程，但相比于中國古典詩歌的悠遠，卻是稚嫩的少年。新詩從內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形式，都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反動。應該說，百年新詩的藝術實踐尚未跨越實驗階段，新詩的文體與語言也遠未成型。新詩秉持的五四新文化精神，或者民主、自由、科學的精神，以及它對現代性的追尋與認知，只解決了它的時代性和價值觀的問題。但由于新詩脫胎于西方的自由體詩，誕生之日就中斷了與中國古典詩歌的關聯，所以它不是中國古典詩歌的自然演進，也不是漢語自身演變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它對西方詩歌的激進的移植和對翻譯體語言的全面模仿，從而使新詩在藝術表達形式上，在對詩歌文體邊界的把握上，它的“形”和“音”，它所呈現詩歌本身的節奏和韻律，尚未獲得國人的普遍認同。

　　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詩歌作為最高級的文體，它自然有自己的文體邊界，也就是形式上的邊界，主要包括節奏、韻律和語言。新詩當然是開放的，但新詩應該有確定其自身的形式上的規范——當然不意味著建立一種白話文的新格律詩。我始終認為“習慣法”的分行排列，決不應該是新詩唯一的指認。音樂性、節奏和語言是一個詩人畢生面對的挑戰，也是對詩人全面素質的考驗。作為母語創造的旗手和語言頂尖品質的書寫者，無視漢語的地域性和獨特性，割裂方塊漢字的語言傳統，是詩歌走向其反面的必然末路。

　　佛教用七百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化進程，佛經漢譯持續了一千余年，給中國古典詩歌以重大影響，而中國古典詩歌也以海納百川的宏大氣魄和不懈努力，贏得了世界性的尊嚴。那么在中國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大撞擊的漫長歲月和廣闊空間里，新詩如何重建自己的歷史傳統，汲取一切可能的寫作資源，在中西文化的大交流中獲取再生的強大動力，承擔起母語革新先驅的歷史使命，從而鑄造中國第三個詩歌的黃金時代——這確乎是新詩一個可期待的選項。楊曉民【原標題：如何鑄造第三個詩歌的黃金時代 楊曉民談百年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