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對李洱代表作《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態度，或可說明西方讀者對中國當代小說的閱讀興趣，正由對歷史的沉溺轉向對現實的關注。這部反映中原現代鄉土社會現實的作品，以密集生動的細節，記述了中國鄉土社會正在經歷的復雜變化。此書2007年由譯者Thekla（中文名：夏黛麗）翻譯為德語在德國出版后，深受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喜愛，在德國圖書市場上表現良好，出版兩月一搶而空，短時間加印四次。

　　9月，李洱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剛入職，《石榴樹上結櫻桃》也在國內由新星出版社推出第四版。

　　采訪在現代文學館的小會議室進行，李洱的朋友、來自澳大利亞的漢學家馬丁向記者推薦自己新的譯作——李洱的《1919年的魔法師》。李洱說：“像馬丁這樣的漢學家，喜歡的中國小說是關于中國歷史的，他們選擇的作品肯定要符合西方讀者的胃口，這樣的作品與中國的現實有很大隔膜。”似乎由西方漢學家主導的中國現代小說譯介，總脫離不了漢學家對中國歷史的濃厚興趣。于是，一直以來，出現在西方的中國當代小說，其敘事模式是與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沒有關系的。

　　但這一更多停留于“符號”層面的認知慣性正在被打破，越來越多的西方出版家渴望來到中國真實地接觸中國作家，而不再根據漢學家的譯介定度出版計劃。去年， 英國的小布朗出版社、蘭登書屋、大西洋書局到訪中國，與李洱等人的座談便是一次有益的嘗試。在李洱看來，這一現象表明，由漢學家引導的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多少會有所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透過文學了解中國的現實。

　　《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故事，發生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在中原一個名叫官莊的村里，村委會主任換屆選舉在即，現村委會主任孔繁花謀求連任，在競選工作進入實質性階段的時候，村里的姚雪娥計劃外懷孕，事關孔繁花能否連任，她試圖說服姚雪娥去醫院墮胎，姚雪娥卻突然失蹤。于是，能否找到姚雪娥，成了此次競選的決定性因素。在尋找姚雪娥的過程中，孔繁花觸碰到一個由其競選對手結成的堅硬的戰略同盟。

　　《石榴樹上結櫻桃》幾乎改變了以往中國作家處理鄉村經驗的固定寫法——烏托邦式的或意識形態性的書寫特征——在抽絲剝繭般描寫人的處境與人際關系的過程中，李洱以密集、生動的細節，記述了現代化進程中艱困與希望相交織的中國現代農村生活圖景。

　　李洱曾自稱是“懸浮的一代”，認為自己一代人面對的現實是，傳統經驗“失效”，每一天都需要面臨新的問題而新的傳統正在形成中。但中年之后，這一認識有所改變，“我們與傳統不存在真正的割裂，小說敘事需要反映與傳統、歷史和現實的結構性關系，小說的現實精神是其存在的必要性，小說敘事最基本的應當強調真切與準確。”

　　修辭方面，李洱亦拋棄了“先鋒派”小說的炫技姿態，而強調平實、曉暢的寫法。“我追求句子的通順、平實，不愿意用非常陌生的句子寫作。總的說來，追求準確，盡量平實、平靜地去看這個世界，以一種對話的方式去看，而非居高臨下的方式。”

　　“喜歡的作品就像八爪魚”

　　第一財經日報：去年，英國的幾個出版社的編輯到訪中國，你在跟他們的談話中講到“桃花敘事”和“玫瑰敘事”的概念，是否可以詳細地解釋一下？

　　李洱：我當時想闡明的是——我們的經驗變了。中國古代用桃花比喻愛情，我把基于歷史和想象寫作的經驗稱為“桃花敘事”，這是西方人喜歡看到的中國小說。但實際是，現實出現了巨大變化，我們的經驗變了，現在中國人用玫瑰表達愛情。或者再比如說，中國的農村，也早已不是《邊城》里夢幻式的鄉土或《白鹿原》中那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農村，今天的農村面臨著有史以來最深刻的轉型，是一種全球化的經驗與農耕文明經驗互相疊加的經驗，現實非常復雜，幾乎是古今中外壓到一起。

　　日報：你曾自稱是“懸浮的一代”，“懸浮”這個感覺對你這一代人的寫作有怎樣的影響？

　　李洱：我們之前的幾代作家的經驗都跟他們的經歷有關，跟一個比較具體的事情有關，或者跟源遠流長的文化有關。它根植于一種文化傳統和固定習俗。但是，對于六十年代以后的作家，情況變了，他所接觸的事情處于急劇的變化中，還沒有形成傳統，好像不是生活在傳統之中，而是每天都在面對新的問題，這個狀況給他一種巨大的懸浮、無根的感覺。

　　但我發現這種感覺并沒有得到別人充分的認同，我寫過一篇小說《懸浮》，寫得就是“懸浮”的感覺，但是這篇小說別人很少提起。也許“懸浮”對他們是一種陌生的感覺。不過，我現在的看法又變了，人到中年之后，我發現確實存在很多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也是根植于傳統的變化，不存在絕對的斷裂。

　　日報：你總是強調小說敘事要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建立一種結構性的關系，這會讓小說結構變得太過復雜。這是不是中國作家特有的一種表達需求？

　　李洱：我喜歡的作品就像八爪魚一樣，應該跟歷史和現實保持很多關聯，這種小說肯定是為中國人寫的。西方人喜歡的小說是非常單純的，他們就喜歡“政治”和“性”兩個主題， 一條線一個故事。很多翻譯到西方的中國小說，肯定跟現實無關，至少是與現實存在隔膜。

　　中國作家寫小說，如果要面對現實，你可以感覺到作品中的人物像蜘蛛一樣生活在一個非常復雜的網絡中，所有東西都對他構成壓迫，作家個人的主題性受到根本的質疑或說干擾，但是越是這樣，作家個人的主題性才越需要張揚。

　　日報：你很看重小說要跟現實發生關系，但今天的很多寫作是缺乏現實精神的，在你看來，現實精神對一位小說家到底有多重要？

　　李洱：現實性是小說存在的必要性，小說如果跟現實沒關系，就沒有寫作的必要， 無論寫歷史還是未來，小說的精神都是從現實的土壤里長出來的，也是為了跟現實對話。現在的很多小說，可能一些故事和細節是從現實中來的，但是沒有現實精神，不存在對現實的新的理解或批判。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是，從來沒有如此普遍地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后，應該如何關懷我們的精神現實，前人沒有提供任何經驗。

　　今天的小說家應該對消費社會的現實作出冷靜的分析，應該去解釋消費社會背后的權力關系。按照我的想法，讀者看一部小說的時候，如果只看到你描述的一種消費的場景、一種欲望化的表達，這部作品對讀者起的作用只是誘惑，讀者看完之后不會因此而反省——為什么會這樣做？

　　文學作品應當增加人們對于自身和世界的認識，這是那些沉浸于描述消費場景的小說無法提供的，很多小說只會增加誘惑，讓讀者更加迷惑，現在缺乏的是揭示消費社會背后的權力關系和人的具體困難的小說。作者：蘇婭【原標題：李洱：平靜地看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