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生活輾轉變化太頻繁，有時候作家們來不及描述，已經進入了下一個潮流。這大概會造成某些作家的困惑：手腳稍微慢一點，已經落后了；跟隨得恰到好處，又往往會因為缺乏觀察和沉淀，陷入輕浮的陷阱。

    在中國成功型的作家里，顯然屬于后者的更多，他們不允許自己顯得落后和老土，他們更愿意冒著輕浮的危險去挑戰每一個新鮮話題，描寫一個多變詭異的時代。事實上，這些作家往往頭重腳輕、眼高手低，在當代社會題材中一次又一次表現自己的廉價，生搬硬套、隨心穿插的情節比比皆是，這種作品數不勝數。比如畢飛宇的《推拿》，繞過時代之重，對著社會之輕，以自我之廉的角度揣摩他人生活—不管多么狡猾好看，我也覺得這是一種討好型的作品，它的成功建立在作家對生活的俯視上，這已經從根本上與真正的當代社會發生了斷裂。

    相對來說，跟畢飛宇差不多年紀的李洱的短篇小說集《白色的烏鴉》，屬于開頭描述的那類“手腳慢一點”的作品，其中大部分為首次出版。即便在寫作的年代來看，這些短篇也難免透著一種土氣和無法與時俱進的相貌，但是，當作家把“拙”率先展露出來的時候，讀者就似乎不大會去在意他的“笨”—相較于輕浮廉價的撫摸和推拿，這種置自身于草莽之間的肉搏至少顯示出了誠意。

    讀李洱的《白色的烏鴉》，你能感受到這是完全不屬于當下的作品，或者說，這些小說對當下的生活和文學不會構成任何影響，它們的出生即代表了死亡。在這批創作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的短篇小說中，從技術到題材，都已經在這二十年的社會生活巨變中顯得黯淡無光、頹然萎靡。這也是小說的“悲劇”之一，你極端病態地去揣摩這個時代，用心良苦地去描寫，卻已經很難在她的身上留下半點痕跡。

    關于生命的孕育是李洱這部短篇小說集的主題之一，比如頗有實驗風格的《你在哪》，描述了一對雙胞胎在子宮里的生活場景，他們肆意幻想、對話，對體外的空間展開微觀的想象和觀察，這些想象是作家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推測—生命在形成之前是怎樣影響這個世界以及被這個世界影響的。盡管李洱給出了超出讀者想象的空間和敘事，但還是固步自封地待在了自己營造的語境里，令整篇小說在結束之時顯得脆弱不堪。

    在看似情節熱鬧、敘述繁瑣的過程之后，結尾展現出脆弱和無味，亦是李洱這部小說集中其他小說的特征之一。位于全書首篇的《林妹妹》，可以說是集作者黑色幽默于大成的一篇，情節層層推進，只為高潮時讓讀者瞬間跌宕的那一刻。一條金貴的雞娃娃犬，被卑微的主人賦予無比的期待，圍繞期待展開的大觀園式的社會生活更是李洱所要表現的。師生行賄、權貴與底層、血統與雜種等都在不動聲色的敘述中體現出來了，作者將最后的黑色幽默結局變得荒誕的同時，非常狠心地將底層人描寫成手持磚頭、披頭散發的樣子，這樣的“跌宕”當然是有閱讀快感的，但層層推進只為最后高潮“跌宕”的做法，我以為更像是劇本，所有情節只為戲劇沖突服務，那些為結局而堆砌的大量零碎的情節實在是一種浪費。小說與劇本的區別是，小說是有過程的，字句都可以形成一種美，劇本則無所謂，戲劇性的爆炸更重要。

    這種鋪張浪費的寫法包括《奧斯卡超級市場》，離異的中年男，賺錢沒本事，為在姘頭面前顯擺，作出了一系列的荒誕事，最后的結局是他面對一場根本無法收場的局面“感到空氣不夠用了，仿佛自己已經靈魂出竅”。荒誕的事情本身符合常理，只有面對這樣的結局才會顯得荒誕，作者又是鋪墊了大量的瑣碎情節，為的就是在結尾時讓讀者來那么一下“震撼”。我固執地以為，當前面所有情節都失去文學性的語言和描寫、只剩下鋪墊需要時，這仍然是一種浪費。

    只為講故事鋪陳情節，是通俗讀物的特征，過多的情節渲染只能抵消文字本身的張力，作為諸多文學大獎的獲得者、資深的現代小說研究者和實踐者，李洱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但他為什么如此迷戀那些無關主題的瑣碎情節？他甚至更愿意將自己迷失在情節的枝干中，那些脫離了故事主體本身的枝干并沒有迷人之處，何以讓李洱一次次地意亂情迷？在《白色的烏鴉》這篇同書名小說中，作者描寫的是一對中年夫婦的繁瑣生活的片段。他們的身份是高校老師、藝術評論家，但充斥在生活中的是凡庸得很徹底的猜疑、矛盾和不安。透過推理小說般的情節和充滿懸念的蛛絲馬跡，李洱沒有寫出一個自圓其說的命題，結尾彌漫著虛無的空氣，李洱無力繼續在這樣的荒誕中給故事一個了結，一位作家的孱弱此時暴露無遺。

    如果說此前李洱在用大量底層人物充當小說主人公時，還有一點可以叫做“誠意”的東西，那么到了用自己或者自己更熟悉的人物做主人公時，他連誠意都不見了。對“自己”奮力下手的作家并非沒有，在描寫中年人的家庭感情困惑和危機的華語作品中，以個人狹隘的眼光來看，不可能有比上海作家張旻更有力的了，即便他的長篇《鄧局長》較之以往的那些中短篇作品有美化和回避的嫌疑，也仍舊屬于殘酷面對自我的典范之作。格非新近的長篇《春盡江南》中，那對中年夫婦的生活看上去也要比《白色的烏鴉》厚重多了。厚重不是指篇幅，而是字句之間呈現出的“誠意”。

    《白色的烏鴉》中，李洱將懸念交給讀者破解的做法，我認為并非藝術需要，而是無以為繼的唯一選擇。懸念停止在虛張聲勢的敘事碎片中，所有未解之謎都融化在日常瑣碎的細節中，無需答案，也無需一個水到渠成的因果關系。這些大量的情節，就像城市路邊的鮮花，永遠盛開，不知疲倦，卻也永遠沒有過程和結局……

    就主觀感受來說，我非常喜歡《有影無蹤》里的語言，巧妙幽默，沒有半點輕浮。“什么也不談，有點說不過去。談什么呢？談婭婭失蹤的事情嗎？這確實是個談話的好材料，不容易讓人打瞌睡。不過我不想談這個。”李洱在一本正經地敘述一個似乎可以稱作“案件”的故事時，語氣竟是如此輕松，看到這里，讀者想必該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也并非一個簡單的因果關系。李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反動”，他要策反的是日常生活的常理和某些約定俗成的慣性。“邵飛這個女孩很有看頭。她大概剛洗過澡……我就有一種難以言傳的感覺。怎么說呢，我覺得身上有些地方癢了起來……這大概就叫愛情吧。”在尋找失蹤女孩的過程中，敘事者竟然發現了“愛情”，這是對慣性的反動。另外，他講到一個詩人朋友時，這樣介紹：“廖希說他最喜歡跟著他們去捉雞，這比寫詩過癮。”這里要顛覆的不僅僅是世人對詩人的一種慣常看法，更重要的是一種還原生活本真面貌的努力。

    老實說，李洱的小說很好讀，但終究只能屬于二流。李洱的短篇小說，既沒有“創造性和富于遠見的美學意識”，更沒有“拓寬了小說的概念”，至于給小說“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上均為此書宣傳用語），我也未曾看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