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佛教的產(chǎn)物之一，塔起源于印度，隨著古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它不僅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中國古代建筑形式，成為中國本土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而且成為中印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圖為嵩岳寺塔。

　　2006年9月3日到4日，河南嵩山少林寺迎來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刻，藝術(shù)家蔡志忠、音樂家譚盾、武術(shù)導(dǎo)演袁和平、“天籟之音”朱哲琴等，齊集千年古剎“少林論禪”，應(yīng)該說這個活動的象征意義遠超過了實際意義。

　　它將一個自佛降中國以來難有定論的話題，再次拋到了世人面前：到底什么是佛？佛到底在哪里？

　　一千多年前，因為解釋不清很多問題，一個勤于思考的佛教大師玄奘走向西域，歷時十九載，帶回了有關(guān)佛學(xué)的種種教義，客觀來說，玄奘弄清了，但蕓蕓眾生其實還是活在一個懵懂世界里。但不管怎樣，玄奘的探索都是一種積極的佛理追尋，也是一種民族進取精神的張揚，也許，佛教的真義就在這不倦的追尋里吧！

　　也許，2006年9月的“少林論禪”，就是對當下佛教的一種新的探索，一種發(fā)問。

　　實際上，當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登封市政府授予百萬豪車的時候，這種發(fā)問和探尋就開始了——一次次將自己拉到聚光燈下，少林寺究竟想干什么？佛門歷來都是遠離塵世的“凈地”，現(xiàn)如今少林寺卻直入社會俗塵，是否已失缺了佛教的根本，是否將佛理大大地修正了？

　　從“少林論禪”，你也許可以洞見一代方丈的良苦用心。

　　論禪會上，當譚盾的“少林大典”音樂從虛無縹緲的遠古傳入你的耳膜，木魚聲聲伴以誦禱的晚課聲勾起你不盡的靈魂繾綣；當蔡志忠以他漫畫的神筆飄逸出人生的諸多況味和感悟，你也許會明白什么是禪，什么是佛。

　　如果你到現(xiàn)在還沒有所悟，那就聽聽朱哲琴的《七日談》，看看朱哲琴的眼睛，仔細地審視她的眼睛，也許，你會從那一汪純得讓你難以置信的眼睛里讀出些什么。

　　不必拘泥于形式，不必遠離塵世，不必把佛教看得和塵世是如此對立。

　　佛就在你的生活里，在你不自覺的心里，在你的斷片旅思里。

　　“佛度眾生”。如果沒有眾生，完全不必有佛教，即使是小乘佛教的自我超度，它也源自與佛的親密接觸。

　　想必，這也是玄奘追求的心愿吧。

　　畢竟，玄奘時代佛教的時尚與熱度，比之少林寺有過之而無不及。

　　玄奘西行求法是佛國外交的典范之作

　　從一般意義上說，玄奘的主要成就在譯經(jīng)上。玄奘自唐貞觀十九年(645年)五月初二創(chuàng)譯《大菩薩藏經(jīng)》，到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絕譯《咒五首經(jīng)》，前后歷時近20個年頭，九移譯場，共譯出經(jīng)典75部、1335卷，所譯經(jīng)典包括經(jīng)、律、論三藏，涉及大、小二乘，顯、密兩教，而以大乘瑜伽唯識派經(jīng)論及與之相關(guān)的小乘部派論著為主，兼及《般若》空宗。

　　因此，說玄奘是中國的佛陀，一點兒都不為過，而如今中國佛教各派也多認玄奘為中國的“釋迦牟尼”。

　　玄奘的弘法，其實也是通過譯經(jīng)的方式實現(xiàn)的，譯經(jīng)的目的是讓更多的人知道，進而才能引導(dǎo)眾生。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玄奘巧妙地利用了皇權(quán)的力量，讓唐太宗作序，以引起眾生的注意，并讓佛法更大范圍地推廣開來，應(yīng)該說，在最初崇奉道教的大唐，佛教得到肯定并得到大發(fā)展，玄奘應(yīng)居首功。

　　實際上，玄奘的意義不僅僅在弘揚佛法上，他最深刻的價值，早在他西行之時就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來了，他的價值更在于他的精神，一種中國人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

　　玄武門兵變后，太宗執(zhí)政，勵精圖治消滅了隋的各路叛軍而統(tǒng)一國土，奠定了唐代帝國的地位。但有唐國威遠達國外，比之漢武大帝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玄奘正是在有唐處于上升時期而出行西域習(xí)研佛學(xué)的，這與唐帝國的擴張、威名的遠揚正相契合，這也許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但又是一種必然，是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

　　玄奘自印度回國，戒日王托玄奘歸國問候太宗，這是一種示好，也就是強調(diào)兩國互重而交盟和好，當這種善意的信息傳達到大唐，太宗即遣使通好，確立中印友好的外交關(guān)系。

　　回國后，河南人玄奘在古都長安放出了當時佛教界的萬丈光芒。

　　“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

　　也許，這樣的教義，會讓你感到唯識的晦澀和難解，由此你會感到玄奘所做的距離百姓比較遙遠，進而對玄奘的影響大打折扣，如果這樣，你就錯了。

　　有一種影響，它是潛移默化的；有一種影響，它遁于無形、具有一種指導(dǎo)作用。讓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是，時至今日，無論禪宗、無論凈土，但凡佛門無不尊玄奘為導(dǎo)師，無不以玄奘為領(lǐng)袖，無不以玄奘所譯經(jīng)文為典范，其實玄奘的影響，又豈在中國佛門，又豈在佛門？

　　“唯識一宗，說到底是佛門的陽春白雪，是佛學(xué)習(xí)研的高境界，如果把禪當作一種實踐，那么唯識更側(cè)重于學(xué)問、理論。這樣你就很明白玄奘之于佛教的意義。”洛陽師院教授、河洛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的郭紹林先生說。

　　大雁塔，如今成了西安的標志性建筑，也成了西安進取精神的坐標，因為玄奘、因為大雁塔，以大雁塔為中心，新生了一個區(qū)，叫曲江區(qū)。也因為大雁塔，西安有了一個新的城市增長點。

　　實際上，在西安乃至在陜西，幾乎無處不留存著玄奘的影子，從白鹿原到長安縣大興教寺，從西安城朱雀大街到遠在銅川的玉華山玉華宮，如今處處都在說玄奘。

　　從一定程度上說，是玄奘極大地豐富了西安乃至陜西的文化內(nèi)涵，讓西安文化變得更加豐滿而圓潤。也是玄奘，讓中國有了一種新的感動，一種通達人心的溫暖，一種與現(xiàn)代國力發(fā)展相適應(yīng)的、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

　　印度曲女城的無遮大會，是在當時五印共主戒日王主持下召開的，因而特請支那法師玄奘立論主持會。玄奘應(yīng)戒日王邀請，立真唯識懸金牌于大象，游行大會18日，沒人提問，就這樣大會尊玄奘大師為大乘天及解脫天。

　　玄奘在西游印度中，佛學(xué)成績“青出于藍”，由此博得戒日王賞識，也通過佛教這一特殊紐帶，奠定了中印世代友好的基礎(chǔ)。

　　實際上，玄奘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大唐以降，《大唐西域記》在中國的影響堪稱巨大。自十世紀始，中國傳奇故事幾乎都引證了玄奘這個人物，賦予他許多充滿怪誕色彩、頗類鬼怪和神佛的奇遇和冒險。

　　中國最早的變文開始直接涉及玄奘，并稱之為“三藏”(律藏、經(jīng)藏、論藏)，在這里，原本是真實的經(jīng)歷，開始變成了不著邊際、荒誕不經(jīng)的奇談怪論，并在其中加上了一個行者猴子，還宣布說：“吾今皈正向西方去，轉(zhuǎn)上雷音見玉毫。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

　　到有明一代，這樣的故事，就變成了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一的《西游記》，當這個神話小說誕生的時候，玄奘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唐僧。

　　其實，在中國僧人屢屢向西方求取真經(jīng)之時，也有僧人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