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大考古發現對舜文化研究的影響。

    我國考古兩項重大發現——湖北的郭店楚簡和山西的堯舜古城遺址的發掘，不僅為我們研究舜文化提供了新的歷史佐證，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的思維定勢。
       
    1993年，沉睡于我國湖北荊門郭店村二千余年(竹簡制作時間在公元前310年至前300年間)800多枚竹簡(13000多字)終于面世。那是孟子、莊子、屈原仍然活著的年代。這次發現于1998年5月公布。這是一次震驚世界學術界的地下文獻的發現。它使我們對古代思想文化的認識發生了重大改變。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龐樸研究員和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王博寫過不少文章評介過郭店楚簡。郭店楚簡里揭開了儒學三重道德體系的本來而目。其中有新發現的《唐虞之道》，這對于研究《尚書•堯典》提供了新的史料�！渡袝�》主要討論政治問題。龐樸先生說：“這次郭廟楚簡的出土，在儒家倫理學方面，也給了世人一個驚喜，那就是，它向我們披露了儒家倫理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側面：三重道德層次。”它們是人倫道德、社會道德和宇宙道德(天地道德)。①竹簡里的《唐虞之道》篇寫道：“愛親忘賢，仁而未義也；尊賢遺親，義而未仁也……愛親尊賢，虞舜其人也。”這為我們提供了舜帝道德文化的內涵及其與儒學的關系。這是研究舜帝道德文化非常重要的發現。
       
    考古的另一項重大發現是2000年6月公布的山西省襄汾縣境內發掘的堯舜時期的古城遺址。專家們推測，中國的文明國家起源可能比人們認可的夏代早上一千多年。堯舜時代已有了文明國家，那么，虞舜無疑是國王而不是部落聯盟的首領。舜文化是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轉折時期的中華文化。以農耕文化為內涵的炎帝文化、以政體文化為內涵的黃帝文化和以道德文化為內涵的堯舜文化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三座里程碑。它們是三個遠古文化源頭，既是各個歷史時代的概括，又是中華民族共祖的概括。堯舜時代城市出現及其規模的擴大，文字產生及其交往的擴展，青銅器的發明及其生產力的發展都標志著文明國家的日臻成熟。
       
    據《史記》、《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等古籍所記載，虞舜為中國上古五帝王之一。我國投資大量人力財力修建的炎帝陵、黃帝陵和舜帝陵構成了中華三大遠古文化景觀。它們是聯結三種文化的超血緣的血緣紐帶。舜文化中的豐富多彩的神話傳說和人文史料是中國遠古文化閃光的結晶。它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匯人了華夏民族文化血液之中。

    二、仍然面臨如何對待傳統道德文化的問題

    以“德治”為內容的中國道德文化是一個沉重而敏感的話題。
       
    在具體分析道德文化之前，先得弄清楚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要弄清道德的概念。何謂道德?按《辭�！返慕忉�(狹義)是指“一定社會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道德由一定社會經濟基礎決定，并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永恒不變，適用一切時代，一切階級的道德是沒有的。我這里所講的“道德”是廣義的道德。它指的是“德治”傳統道德。正如譚雙泉先生所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體，從而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獨特的道德政治模式。”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今天如何發掘舜文化遺產。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我們研究舜文化提供了科學可靠的思維方法。我們應當認真貫徹古為今用的原則，通過批判、改造和詮釋，從而實現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的目的。今天我們研究舜帝道德文化的觀點和史料，主要來之于儒家學說及神話傳說。對于儒家“德治”的觀念，中國歷代志士仁人都提出過深刻的批判。
　　
    我們在發掘傳統道德文化時，絕不能以為經過二十世紀幾代人的努力，儒家倡行的“三綱八目”封建倫理意識形態已經灰飛煙滅。到今天儒家道德文化的腐朽觀念仍然死而不僵。專制主義和奴性主義的老根依然存在。魯迅先生早在1907年就說過，新中國文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一百年過去了，魯迅先生提出的繼承傳統的方法和建設新中國文明的任務仍然沒有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仍然很艱巨。
　　
    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起，到宋代程朱理學家們把封建倫理綱常說成是“天理”，是善，把人們的物質欲望說成是“人欲”，是惡，從而得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結論；再到清代和國民黨一黨專政，專制主義成了中國的一種生活方式，貫徹于中國幾千年“政教禮俗”之中。他們把皇權絕對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忠君就是愛國，愛國必須忠君。在皇權之下，整個國家成了皇室的私產，全體國民成了皇帝的“子民”，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是以“為國家盡大忠，為民族盡大孝”來掩蓋其專制政策的。絕對的皇權培養絕對的“奴隸主義”。儒學最通行的倫理道德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們懂得只有愚其民，才能奴其民；只有奴其民，專制主義才可以搞暗箱操作。董仲舒發明了天人感應論。這是一套精微絕倫的理論。當皇帝的都有“瑞應”，誰反皇上，就是反抗“天道”。絕對的皇權需要絕對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論。一元論保證皇權不受限制和監督。這就是中國的“倫理政治化”或“政治倫理化”。這些道德觀念與舜帝“天下為公”的道德認知和踐履已毫無共同之處。因此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痛斥儒家“德治”禮教是“吃人”的禮教。    這樣說來，以儒家道德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有沒有可以肯定，可以繼承的東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不但有，而且還有不少好東西。從郭店楚簡中解讀的儒學道德觀，可以看到孔子及其當時的儒家們的言論主要為了當時制定一系列行為準則，并沒有想到為專制主義服務。他們的諸多言論，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包含的注重個性的觀念；“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包含確立獨立人格的觀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等等，都是現代或者將來的人們必須繼承的“跨時代倫理”。又如，孑L子的“大同”思想，反映了早期儒家的“天下為公&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