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

　　荼字是最早出現在《詩經》和《爾雅》等書。后人編的《神農本草》和《神農食經》是記述公元前三千年前的神農時代的事情，后人轉引此書載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斛子。”所以陸羽在《茶經》中說：“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就是說飲茶是從神農時代開始的。據此，人類飲茶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了。根據史料記載，在漢朝以前人類還是將茶當成能治病的藥物來飲用。

　　茶樹是一種常綠植物，從植物學角度看，它所要求的生態環境與馬尾松、杉木、杜娟花(映山紅)、蘭草等相同或相近，它們常常在一起構成南方的植物群落。故在我國淮河、秦嶺以南的廣大區域均可生長，大別山區是它的適生區域。《辭海》記述是生長在我國中部至東南部和西南部。陸羽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唐代以前的南方是泛指包括大別山區在內的淮河以南地區。神農嘗百草，也是在江淮之間的區域內進行的。傳說中的神農是生于隨州北百里的歷山，歷山和信陽是相鄰的，現在的神農架傳說是他嘗百草的主要活動地方，離大別山區也是不遠的。所以信陽地區境內的大別山區是茶葉的原產地之一。

　　茶葉在未被人們認識之前，同其他植物一樣生長在大自然中，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人們對自然界認識的加深，對茶葉的各種性能有所認識，逐漸發現對人類疾病有療效，神農嘗百草，就是說明人類在生活實踐中逐漸認識自然界，并從中找其所需。由于神農從實踐中發現茶的藥用價值，而且無毒，后來茶便被作為上層階級的保健藥物。《史記》中載，在周武王伐紂時，巴蜀的將士用茶葉作為貢品獻給武王。由此可見，遠在西周茶便作為高層貴族的一種保健藥物。1987年固始縣出土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物中有茶葉，說明那個時代的信陽已有茶葉了。

　　茶為飲料，始于漢，興于晉

　　根據目前現有的史料，茶為飲料，應該說是始于漢而興于晉。因為，西漢時對飲茶有許多可靠的記載：西漢王褒的《僮約》中有“煮荼”的記載，還要家僮“往開都購荼”去成都賣，說明武都(今四川彭山縣)是當今的茶葉市場。東方朔的《神異記》中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等語，可知當時人類已懂得采茶技術。司馬相如還在《凡將篇》中介紹“ 坨”，也就是茶葉，可以當藥。楊雄在《方言》中注解：“蜀西南人，謂茶曰 ”。當時制茶在《廣雅》中有詳細記載，今湖北與四川交界一帶地方，才能制成茶餅。如欲飲茶，先將茶餅烤成赤色，搗成末，置于瓷器中，加入沸水、再用蔥、姜、桔子作配料，這樣制成的茶喝了可以醒酒，使人無睡意。東漢三國孫皓在宮廷宴會上對酒量小的韋曜賜以茶代酒。華佗在江淮采藥得出“茗茶久飲，可以益思。”從以上史料充分說明，飲茶不再是專作藥物，而是作為促進人體健康的高級飲料供士大夫飲用。

　　到了晉朝飲茶之風興起，統治階級已把飲茶作為一種高級享受和精神力量而超過它的自然使用價值，這便出現了茶文化。因此，目前的茶學專家認為，茶文化是從晉代開始的。文學反映生活，從晉代的文學作品可以得到充分體現。晉朝杜育專為茶寫了《 賦》，文人左思的《嬌女詩》、張孟陽的《登成都城樓詩》、王微的《雜詩》等都是專寫茶的。還有不少詩涉及到茶的。陶弘景的《雜錄》記載：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入山采茶遇到一個丈余高的毛人，向他指示茶樹叢生的地方——淮南。宣城在今安徽屬于淮南茶區，這個毛人指示的茶區就是今日信陽茶區。《晉書》載有陸叔以茶代酒招待謝安。《南齊書》卷三《武帝紀》載，武帝死前下遺詔：“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我靈上慎勿以畜為祭，惟設餅、茶飲、干飯、果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世說新語》記有晉時清談家王蒙好飲茶，每有客至，必以茶待。

　　《洛陽伽蘭記》載，當時北方人愛吃羊肉，喝酷漿，而從南方到京城的王肅只愛吃鯽魚，愛喝南方到京城的王肅只愛吃鯽魚，愛喝酪奴(茶名，因當時北方尚未形成飲茶習慣，有人說茶是酪奴，意思茶和酪漿相比，只配作奴)，而且王肅飲茗汁時一次飲一斗，人們給他取個外號叫漏卮(無底的意思)。他還和高祖辯論，茶決不是酪漿之奴，大講飲茗的好處。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朝中普遍飲起茗來。劉鎬學王肅專門飲茗。飲茶便由南方傳到北方。他們飲的茶葉應當是江淮一帶的茶葉，因為那時福建還未開辟，云南、貴州也未進入漢族文化領域，那些地方到宋朝仍被認為是受懲罰和被流放人員去的地方。據此，我們可以說，飲茶之風興于晉，至少在產茶的江淮和巴蜀一帶形成風氣，并且逐漸向北方漫延，理所當然地包括信陽地區的大別山區。兩晉自然也就成為茶文化的萌芽時期。

　　陸羽說：淮南茶以光州上，義陽郡……次之

　　隋朝時間短暫，飲茶之風繼晉朝越刮越大。 《潛確類書》載，隋文帝有十次做夢，有一神人將他的腦袋搬家，換到別人頭上，醒后便覺頭痛，多少御醫均未治好。有二僧人自江淮來，對他講，江淮山中有一茗草，煮而飲之，便會好的。文帝照此常飲，不長時期便好了。后來由此傳開，人們竟相采摘茶葉，有人形容當時之情形：“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可見當時飲茶之風已初具規模。

　　到了唐朝，飲茶之風已由南方的江淮之間漫延全國。《封氏聞見記》載： “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禪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又說：“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館，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舊唐書·李玨傳》載：“茶為食物，無異未鹽，人之所資，遠近風俗，既祛渴乏，難合斯須。”說明茶已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了。從《舊唐書·李石傳》中得知：“開成元年改元，大赦，(李)石等商量節文……諸道除藥物、口味、茶果外，不得進獻。”說明茶葉仍是進貢的必需品，其他珍貴物品一概省去。唐代茶葉還被列為軍餉發給邊塞將土。

　　唐代對茶葉的研究更為深刻，{唐本草》對茶葉的性能和作用記述得十分清楚：“茗味甘苦，微寒、無毒。主痿瘡，利小便，去痰熱渴，令人少睡。”“主下氣，消宿食，作飲加茱萸、蔥姜等良。”

　　唐代的茶葉制作也有更大進步。最早茶葉作為藥用，只是取大葉煎煮而飲，后來發展到將葉子蒸煮曬干再泡飲，再后來將葉蒸煮后制成團餅，中間穿一孔，當時名叫團茶。到唐代已發展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四種形式。

　　唐朝貢茶成為制度，有專門官吏管理此事，《舊唐書·劉宴傳》記載：“江淮茶桔，宴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爭先至，有士之官，或封山道，禁前發者。”由此可知，唐代已把江淮之間的茶葉列為貢品，一些勢力強大的官員為把自己的貢茶先送到皇宮，就封鎖山道，禁止他人搶先運送。接著是那些作茶葉生意的人將南方茶葉運往北方。“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據唐代史料，公元782年開始征收茶稅，可見當時飲茶之風之一斑。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生長在湖北天門的陸羽，從小又在寺廟長大，師父智積和尚又是嗜茶如命，本人對茶學知識和茶學研究又有濃厚興趣，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走遍了天下茶葉盛產地，寫出了我國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該書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唐代茶學的最高成就，當時唐德宗和達官顯貴紛紛請他表演茶術，由此“茶道大行，王公朝土無不飲者”，而“天下益知飲茶矣。”從陸羽的《茶經》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光州(包括固始、商城、新縣、潢川、光山)和義陽郡(包括今羅山、信陽縣、信陽市)有大面積茶園，和安徽的中部、湖北北部構成淮南茶區，是唐代第二大產茶區。以光山黃頭港的茶葉為最好，信陽與羅山交界處的鐘山往南山谷的茶葉也是好茶葉。

　　陸羽《茶經》的問世，將唐代茶文化推向高峰，詠茶的詩文無法統計。以茶修德、和諧、中庸、內省、修身、雅志的唐代茶道逐步形成并完善。

　　蘇東坡說：淮南茶，信陽第一

　　到了宋代，由于飲茶之風更盛，因而使信陽茶區茶葉面積、產量也更大量多。據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當時光山、商城、子安三個茶場，年產茶101萬斤。茶葉的制作艙唐代更為精湛，茶具也更為講究，進貢茶葉的主要品種是散茶，包裝一般都與龍風相連。《宋史·食貨志》載：當時進貢的“散茶出淮南，有龍溪、雨前、雨后之類。”一些名茶產地建立了貢御茶園。皇家飲茶更講究茶道，宋徽宗還親自著述《大觀茶論》，文臣武將有功者以得到皇帝賜茶為榮。蘇東坡在杭州任職時，皇上曾派密使賜他一包名茶，喝后受寵若驚。他那時對杭州茶，福建北苑貢茶也是喝慣了的，皇上也不會再賞賜那些地方名茶，這個謎便藏在他心中—直未得解。他飲茶、品茶都很出名，為了考察天下七大名水的水質，他曾從開封到信陽，再到長江，穿過三峽到四川，將陸羽所定的全國七大名水(其中有淮河上游的泉水即信陽、桐柏一帶的山泉水)親口品嘗。蘇東坡曾說：“予頃自汴人淮、泛江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余日然后安之，以此知江水甘于井也。”由此可知他得出江河的泉水泡茶比井水要好得多。他曾到過信陽，發現信陽茶最為好喝，因而發出“淮南茶，信陽第一……西南山農家種茶者甚多，本山茶色、味、香俱美，品不在浙閩之下”的感嘆。這才意識到皇帝親賜他的茶葉可能就是信陽茶。

　　宋代，飲茶已成為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王安石曾說：“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或無。”與唐代相比，婚配開始以茶為聘禮了，男女訂婚叫“吃茶”。

　　宋代的茶文化在唐代的基礎上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茶葉專著有據可查的達9種，《續茶經》引用的，至今已失傳的達60余種。茶詩、茶詞、茶賦、茶文更多，僅陸游涉及到茶的詩詞有人統計達320首之多。

　　散茶名茶“東首”、“淺山薄”則產光州

　　從明朝初年，茶葉開始有揉條， (類似今天的毛尖綠茶)制茶由蒸青變為炒青，茶的品種也更多樣化了。明朝開始有磚茶，這是為了給北方、西北、東北長途運輸而專門制作的。明朝喝茶、品茶的茶道也更為講究，如明朝馮可賓在《茶箋》中論當時飲茶活動有“十三宜”和。七禁忌”。十三宜是：無事、佳客、獨坐、吟詠、揮翰、倘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會心、賞鑒、文僮。七禁忌是：不如法、惡具、主客不韻、冠裳苛禮、葷肴雜陳、忙冗、壁間案頭多惡趣。元、明二朝茶葉專著有據可查的達30種，其中不少著作也介紹了信陽茶。據清人陸廷燦編的《續茶經》轉引元代的《文獻通考》載：當時全國有二十六種名茶，“東首、淺山薄則出光州。”明代出的地方志書中也有較詳細記載，河南通志記載當時河南地方的惟一名茶。羅山茶產汝寧府信陽州。”信陽地方志載，信陽茶曾以“小把茶”、“本山茶”為名。生長雞公山和黑、白兩龍潭的有101株千年的“茶樹王”。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茶已真正進入尋常百姓家了。由于飲茶之風風靡民間，茶葉的消耗量驟增帶來茶葉生產的大發展。因種茶使一些地方易名，如羅山縣彭新鄉有個茶山村，明代時周圍幾架山全部是茶葉，因改名為“茶山”，雞公山下有個大茶溝，那時也是因為滿溝都是茶葉，群眾將這條溝叫“大茶溝”。還有不少村名、山坡名易名為茶棚、茶坡。由此可知當時茶葉生產之盛況。

　　鄭日奎說：信陽茶“風味敢與蒙嶺爭”

　　到了清朝，茶藝向更高層次發展，不但有傳統綠茶，還生產出了以發酵的茶葉制成的紅茶和半發酵的烏龍茶，還有花茶和黑茶等。昔日的團茶不復存在，綠茶的品種增多。喝茶方式由過去將團茶打碎經過碾末再用壺去煮開，去湯末改為將茶葉直接放進茶杯，注入沸水即飲。信陽茶在明代片茶、散茶的基礎上，經過改進工藝，生產成了類似如今的毛尖茶。

　　清代詩人鄭日奎是一位同情勞動人民的詩人，他曾來信陽目睹了當時信陽人民因六大土特產而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其中就有羅山的靈山茶。為此他作了《信民謠》詩六首①。其中吟《靈山茶》的詩云：

　　靈山茶，浪得名，一壑鮮芽曾幾莖，

　　風味敢與蒙嶺爭，長官徇名不問實。

　　公私食用皆取給，群豪茗戰華軒時。

　　山氓痛哭那得知?

　　從這首詩我們可得知，靈山茶有名氣。關于靈山茶還有一個浪漫的傳說。宋代的楊八姐游春曾到靈山，在靈山南坡訓練楊門女將。有一次楊八姐到靈山中去小便，從此以后那個地方經常是云霧繚繞，那片茶園的茶葉也格外香甜，當地人和外來人買茶葉都申明要“楊八姐尿尿那個地方的茶葉”。那是一片只有幾畝大小的茶園，鮮芽自然不會多，但其風味敢和當時天下名茶蒙嶺茶爭高下。一些長官為求得山茶，爭爭斗斗，甚至你哄我搶，在缺貨時不管是真是假，只要聽說是靈山茶就要。當時官府、私人待客，都以靈山、車云等山的茶為榮。可有誰知道當信陽茶在華軒與其他名茶爭高低的時候，那些辛苦耕耘的茶農因被掠奪一空，卻在失聲痛哭。由此可知信陽茶在清朝就是與最好的蒙嶺茶不相上下的名茶。

　　信陽茶由于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茶葉的色、香、味俱佳，深受人民的喜愛，上白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均愛飲信陽茶。這樣一來，極大地促進了信陽茶的發展。一些有遠見卓識的志士仁人籌資在信陽開辟新的茶園，卉設茶社。蔡和林、彭培祖等人先后籌資在信陽建起了大面積茶園，開設了元貞、廣益等八個茶社。給信陽的茶葉生產，制作工藝都帶來了繁榮的景象，信陽茶開始起飛了。

　　信陽毛尖，當代綠茶之冠

　　信陽，這塊處于淮河上游，大別山北麓的182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茶的故鄉，茶就在這塊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衛著。由自然中的植物走向藥房，進而成為向達官貴人進貢的保健貢品，繼而成為文人墨客陶冶情操的飲料，最后作為普通人日常生活離不開的開門七件事之一——柴米油鹽醬醋茶。

　　解放后，茶也跟著人民的翻身而揚眉吐氣，成了信陽人民致富的支柱產業。從1992年起，每年的5月15日來自海內外的貴賓和信陽七百多萬兒女為茶慶祝節日。信陽茶由馳名神州而躋身于海外。1991年在北京信陽毛尖茶新聞發布會上，黨和國家領導人彭沖、周谷城、嚴濟慈、雷潔瓊、宋健、陳俊生或到會祝賀，或題詞嘉勉。彭沖副委員長的題詞是：“發展商品經濟，促進信陽繁榮”;周谷城副委員長的題詞是：“雨陽時若，品物咸亨”;嚴濟慈副委員長的題詞是“振興老區，脫貧致富”;雷潔瓊副委員長的題詞是：“淮南茶區，信陽第一”;國務委員宋健的題詞是：“依靠科學技術，發展商品經濟”;國務委員陳俊生的題詞是：“搞好多種經營，發展老區經濟”。

　　千古名茶，今朝生輝，信陽毛尖以其獨特的優質，飲譽國內，蜚聲海外，暢銷全國二十九個省市和港澳臺地區，遠銷日本、美國、西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十多個國家。為了爭先購得信陽毛尖春茶，先后有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歐洲國家通過駐華大使館給車云山等茶場寄來畫冊，相約提前購買信陽毛尖特級茶。如今的信陽毛尖已從淮南茶中第一，躍為中國綠茶之冠，走向世界，成為各國共同喜愛的飲料。(作者：黃元堯)(原標題：源遠流長信陽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