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通碑是東漢延熹二年(159年)刻立。碑文為漢代公文體裁,內容分三段,第一段是南陽郡太守告訴大家,說有鄉民張景愿意拿出錢來,包做舉行立春儀式時所需要的土牛、瓦屋欄盾等設施及犁、耒等一切用具,并請求免其本家世代徭役,郡府同意這事。第二段意思是某官吏擬寫和發布文件,并遣張景建造深有五架椽的瓦屋兩間,周圍欄盾拾尺和其他什物。第三段文字殘缺過多,從現存文字推斷,大意是講,張景這事政府處理完了,特此告知大家。三段內容結合起來,將“張景造土牛”的來龍去脈都講清楚了。
土牛是什么東西呢?它又叫春牛,用藤竹扎成,外抹以土。舊時風俗,立春前一日有迎春儀式,由人扮“勾芒神”,鞭土牛,由地方官行香主禮,叫做“打春”。有古詩云:“不得職田饑欲死,兒儂何事打春牛。”宋代文學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看來“打春”是歷代皆有的政府行為。
“這通碑出現的地方,正當東漢宛縣城南門外,即當時舉行立春儀式之處。張景,史書無載,當是本地一名鄉紳。碑文中‘右丞’、‘追鼓賊曹椽’等,都是當時官名,漢書不見記載,據此可補史闕。記錄的這件事,也可為研究南陽漢史及東漢徭役提供重要資料。”南陽市博物館劉霞女士說。
張景碑的發現,既為研究漢代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其書法成就亦很突出,碑文字體寬扁,點、畫、波、尾顯明,端正工細,秀麗多姿,代表成熟的隸書體的一個流派,是漢代書法藝術精品。專家認為,“它雖出自民間無名書手,但直與著名漢碑‘史晨’、‘乙瑛’、‘曹全’等相伯仲”。
趙?李孟初碑都是歌功頌德
在南陽漢碑亭中,南邊那通便是趙 殘碑,只存上截,存字17行,每行5至7字,共92個字。碑首為半圓形,有穿(圓形洞眼),上面刻的三道弧線紋即弧暈,線條強勁。“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暈者”是東漢中后期常見漢碑形制,漢末魏晉以后,穿暈逐漸消失。
趙?殘碑是怎么來的呢?
“1937年春,它出土于南陽城東李相公莊,是農民犁地時發現的,發現時就是通殘碑。當時南陽縣有個由地方名流組織的文獻會,職責相當于現在的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獻會就把碑收藏了起來。新中國成立后先歸南陽市文化館,有了博物館后歸了博物館。”馬俊乾老先生講道。
石碑上有小篆題額:“漢故郎中趙君之碑”,趙君名趙?,碑文為隸書,從殘余碑文看,內容是歌頌趙?功德的。
館內專家認為它是東漢初年碑,因為“碑身殘缺,立碑年月已缺,趙?,史籍不載。故立碑的確切年代不可考。根據碑額右刻‘建武四年政工此口王’等隸書題名,可以判斷此碑不會晚于建武四年即公元28年,這是東漢初的一通碑”。
也有書家持不同意見,認為“其書法內斂外拓,波磔分明,方嚴峻利,布局疏朗,有古厚之風,鐫刻刀法似可追尋,是漢末隸書的典型風格,當是東漢末期漢隸達于鼎盛時之制”。
漢碑亭中,北邊一通是李孟初碑,碑文隸書殘存13行,字徑5厘米,現僅存51字可識,是三通碑中存字最少者,它的字體端正工細,書法疏秀多姿。
這通碑高175厘米、寬73厘米,只是碑身下部剝落約70厘米,因此只剩下很少的字可辨識。剝落處有題記,交代了此碑部分流轉經過。
這通碑是清道光初年白河漲水塌岸時出土的。居民因為它上頭有碑穿,把它放在井池側安裝轆轤汲水。
1860年,河南學政景其浚給南陽知府金梁寫信,索取此碑拓片,金梁在南陽縣任伯雨家訪到這通碑,移到南陽府衙中,鑲在二堂東廂房墻上,在石碑下漫漶處刻了題跋。后來,南陽知府顧壽彤又特地為之建亭加以保護。1959年南陽市博物館將此碑移至臥龍崗漢碑亭中。
“后來南陽府衙(博物館)還向館里要了好幾回,要不回去。”馬先生笑言。
李孟初碑碑文剩了51個字,識其大意,是李孟初官宛有德政,義民為之立神祠紀念,這通碑為神祠碑。
此碑出土后,名家爭相著錄,清代著名書法家、金石學家翁方綱《兩漢金石記》、清代著名學者畢沅《中州金石記》等書中均有著錄。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尚載入可識者145字,到現在,只剩了51個字。
我注意到,此碑碑穿處所刻“永興二年”“年”字的那一豎,拖得特長,占了其下兩字的位置,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云:“詳其筆勢,蓋以當穿未得放筆,故于穿下不嫌過垂以伸其氣,此不獨可悟書法,亦文章蓄瀉之理耳。”從書法悟出作文道理,翁方綱可謂體貼入微。
“年”字的這一拖,又和張景碑的“府”字寫法相同,張景碑上的“府”字,曳腳特長,一個字占了三個字位長,呈刀幣形,十分有趣。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這在漢簡、帛書中所見甚多,當為漢隸書體的同一流派,是研究我國書法藝術不可多得的珍品。”張曉剛先生說。
李孟初碑書法渾樸圓勁,氣宇軒昂,字形有長有扁,儀態自如,堪稱漢隸中上品。
“每碑各出一奇”
三通漢碑均為隸書,卻是風格多樣。正如清代書法家王澍所言:“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有書家根據漢碑的書體特征和風格傾向,將漢碑概括分為三類:第一種是方拙樸茂,峻抒凌厲。張遷碑、鮮于璜碑等為代表,保持著早期漢隸樸拙博大氣象。第二種典雅凝整,法度森嚴。禮器碑、史晨碑、乙瑛碑、張景碑等為代表,為典型的廟堂正體,刻寫俱精,八分披拂,裝飾意味極濃。第三種奇古渾樸,詭譎多變。此派漢碑隸變程度不高,具有強烈的復古傾向。
從甲骨文到金文、小篆,漢字形式尚未擺脫象形階段,筆畫形體還不夠固定。到了漢代,隸書取代篆書,成了漢字的主要形式。文字學家將這一過程稱為“隸變”,它使得筆畫更簡潔、結構更固定,更易辨識了。以后產生的草書、行書、楷書,均源于隸書。漢隸的尊崇文化地位,歷經魏晉南北朝不衰,直至初唐才遭到動搖。
漢代“隸變”的完成,有賴于一個物質載體,即石碑,也就是說隸書與碑的結合,才在終極意義上為隸變完成提供了客觀條件。這三通漢碑,無一例外地,字最初經過書丹時是用筆寫出,再由石工鐫刻。
石工技藝再精湛,也不可能將原來筆意完全表現,所以落在石碑上,隸書點畫含蓄凝重,不像墨跡上的字筆畫纖巧,筆鋒流轉清晰。細細品讀起來,還需透過刀鋒見筆鋒。
那么“隸變”到底變了什么?漢代隸書,相較之前的小篆,又有什么不同呢?
漢隸是小篆的省易寫法,改篆書圓轉的筆畫為方折,變弧線為直線,并截斷了篆書的筆畫,行筆中有停頓和換筆。這些原因造成了隸書方正的體式,為方塊形漢字奠定了基礎。隸書還由于點畫俯仰呼應的產生和波勢挑法的確立,產生出了一波三折、蠶頭雁尾的橫和分張外拓的撇捺,成為隸書最有特征的筆畫。
專家點評
漢代南陽是全國大郡,經濟文化發達。東漢時期,南陽是光武帝劉秀發跡之地,號稱“南都”,當時立碑樹碣者很多。但東漢至今近兩千年,留存至今的漢代碑碣鳳毛麟角,其中南陽臥龍崗漢碑亭內所立三通漢碑,即東漢桓帝時期“李孟初碑”、“張景造土牛碑”(簡稱“張景碑”),以及東漢時期的“趙碑”,在漢代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為研究漢代書法藝術、研究漢史和南陽地方史,都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文物和文化價值十分突出。【原標題:河南城市博物館“鎮館之寶”不完全系列豫南篇之一 南陽三通】
點評專家:
南陽市博物館副館長張曉剛
趙?殘碑
“所處時代:漢代器物規格:張景碑高125厘米,寬54厘米趙?殘碑高85厘米,寬79厘米李孟初碑高175厘米,寬73厘米碑身下部剝落約70厘米
來 源:民間征集
藏 館:南陽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