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的一天，火辣辣的日頭照在新鄭縣紳李銳的菜園里(今新鄭市豫劇團所在地)，但煎烤的，不只是豆角、黃瓜，還有他的心。

　　在菜園里轉悠了一圈，也“汗滴禾下土”了一把的李銳，很快就靜下心來：天不下雨，只好雇人打井灌溉。

　　這位縣紳怎么也沒有想到：他的腳下，恬然安睡著2000多年前的鄭國之王；他的打井決定，轟然打開的是河南省博物館事業的大門。

　　8月25日，李銳雇人打井，掘地三丈，偶得古銅器四件，次日又得數十件，他得了一筆意外之財——取其中一件大型銅鼎和兩件中型銅鼎售與許昌的“文物販子”張慶麟，得800余金。

　　這事立馬就傳到了新鄭知事姚廷錦的耳朵里，姚勸李停止挖掘，李不從——看來，強龍難壓地頭蛇。

　　9月1日，駐守鄭州的北洋陸軍第14師師長靳云鶚巡防至新鄭，聞其事，告知李銳“應該歸于公家”，李欣然從命，將其所得20余件寶物交出運往鄭州保存。

　　之后，靳云鶚以原價購回張慶麟所買3鼎，又命人在此挖掘數日，共得器100多件。

　　新鄭銅器的出土，引起全國的廣泛關注。1923年9月23日，北洋政府國務院派“教育部部員高丕基、歷史博物館館員裘善元前往調查采集……”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致電靳云鶚稱：“竊以為與其供之于一省，何若供之于全國？與其陳列之于僅供玩賞之機關，何若陳之于萬國學者得共研究之學府？”

　　在此次爭奪新鄭銅器的收藏中，河南更占有地利與人和的優勢。據不完全統計，吳佩孚在9月5日至20日之間，先后5次函令靳云鶚“所有新鄭縣先后掘出之古物，應悉數運送汴垣，妥為保存”。

　　9月19日，河南省督理張福來、省長張鳳臺聯名致電靳云鶚：“豫省為吾華古代文化中心，此種古物有歷史上重要價值。敬祈飭屬籌設河南歷史博物館……”9月21日，河南省議會致函靳云鶚：“聞臺座以出地所在，應歸河南保存，公道主張，至深欽感，肅此鳴謝。”至此，新鄭古物才終歸河南古物保存所(即今河南博物院之前身)收藏。

　　吳佩孚親派顧問穆佐庭，會同靳云鶚盡數將新鄭古物押運至開封，省垣開封“闔城懸旗結彩，表示歡迎，男女塞途，頌揚盛德”，河南省督理張福來、省長張鳳臺決定將其保存在“地點極度嚴肅”的“文廟內學生圖書館”，由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長何日章專門負責，并稱將“籌款另建博物館什襲珍藏，局勢必須寬敞”。

　　1927年6月，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馮玉祥將軍決定將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并入河南大學，7月，河南博物院在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的地盤上終于樹起了自己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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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博物館甫一開放，觀者空巷塞途，日最高接待人數近4萬，1928年全年觀眾75萬余人。

　　鄭公大墓之前，因偶然發現而挖掘的古墓，所得古物幾乎都流失歐美、日本等地，留在國內的寥寥無幾，其“精者多隱藏售出，而粗者始歸公家”是很普遍的。有學者著文指出，鄭公大墓的器物基本上得以集中保存……在那個時代尚屬首次。在開封的河南古物保存所，因而成為著名的博物館。

　　1923年，中國考古學雖尚未誕生，但鄭公大墓還是同考古學沾了一些邊的，因為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曾經到過墓葬現場。時在南開大學任教的李濟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袁復禮在地質研究所所長丁文江的資助下，一道趕到新鄭，但大墓挖掘業已完畢，李只在坑內采集了一些人骨。因有盜匪擾亂的消息，他們被迫離去。隨后，李研究這些人骨，撰成《新鄭的骨》一文，以英文在國外發表。

　　1929年，李濟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團再次來到河南，在安陽主持殷墟發掘。10月21日，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自開封趕到安陽，說“奉了上頭的命令，要進行殷墟發掘的”。何日章的手下人對跟隨李濟發掘的董作賓說：“你們趕快收攤兒回家，這是河南的地盤兒，你們外省人怎么能到這兒來挖寶呢？”董作賓答：“我們是中央研究院派來的。任何人不得亂來！”“中央研究院？誰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已經給馮玉祥將軍寫了信，讓部隊保護我們呢！”“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屯在我們河南境內。我還知道河南督軍韓復榘有令，要挖寶，我們自己來！”

　　董作賓一行擋也擋不住，眼看就要兵刃相見，這下驚動了安陽的縣長。這縣長一看情況不妙，只得站在雙方之間，左說右勸，不敢偏袒。董作賓一行仗著有中央研究院作后盾，加之對殷墟考古負責的精神，自然是一步也不相讓。何日章依仗自己是河南人，又有韓督軍的手令，也是越說越上勁。當時，董作賓住在安陽十一中學，何日章也帶人住進了十一中學。爭執雙方相持不下，只好各自給上司發了電報，爭取支持。

　　第二天，李濟與董作賓匆匆趕回北京，緊急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來河南進行調解，事后還風趣地說：“為了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癟了。”考古組的負責人李濟也說：“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也呈請國民政府，并奉當局的命令，打電報給河南省政府，請求保護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工作。

　　雙方最后達成了幾條協議，矛盾才平息下來。

　　而事件的起因，據說是“中央研究院不遵協定，潛運(古物)出(河南)境”。按照先前商定的協議，所發掘的古物應暫存在安陽的一所中學，而據該校校長說，中央研究院把掘出器物潛運出了河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村開始的考古發掘，標志著我國近代考古的正式開始。而河南省政府派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組織的一支發掘隊，也于1929年在小屯發掘兩月有余。

　　1929年底，部分殷墟文物運至開封，大大豐富了河南博物館的收藏。考古學家關百益從館藏殷墟文物、新鄭銅器等入手，研究考證甲骨文字和各種器物，陸續撰成《殷墟器物存真》、《殷墟文字存真》、《新鄭古器圖考》等著述。

　　1930年底，關百益接任館長。之后，河南博物院無論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還是在對藏品的研究上，都更上層樓。

　　1934年、1935年，先后征集來的大量古代名人書畫及現代藝術品，又大大豐富和提高了博物館藏品的數量和質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還主動進行了幾次田野發掘，如1935年8月，關百益在汲縣山彪鎮發掘戰國墓；1936年春，孫文青參加殷墟第13次發掘；1936年9月至11月，許敬參、郭豫才等在輝縣琉璃閣進行發掘等，都獲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這個時期，博物館擁有的藏品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精，彌足珍貴。如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大型列鼎、王子嬰次爐、編鐘等；登封的九柄玉如意等；北魏石棺、劉根造像碑、魏志8種、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銘、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體石經、金代進士題名碑等。正因為擁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河南博物館在全國博物館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國外也深受贊揚。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河南博物館選送部分精品至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博覽會”，引起轟動，被譽為“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自價值論，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其展示的反映商周時代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青銅器物，更是震驚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