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河南博物院闊步前行的時候，“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悍然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為確保國寶安全，使之免遭日寇劫掠，按照國民政府的要求，經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館精心挑選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套(冊)，分裝68箱，其中含新鄭鄭公大墓、安陽殷墟、輝縣琉璃閣等地出土的銅器34箱，運至漢口，存放于法國租界內，國民政府外交部函照法國駐武漢總領事，請其對暫存租界的河南古物加以保護。1938年9月，隨著國內形勢日趨危急，存放于漢口的文物亦無安全保障，幾經商議，河南省政府再次決定，將存放于漢口的文物輾轉運往重慶，“撤退途中，頻遭日本飛機轟炸，一路險象環生，著實為一次險惡之旅”。至重慶，中央大學租借磁器口之校舍給河南博物館，以存放河南古物。中央大學校長羅家綸向河南博物館聲明，河南存渝古物“將與本校財產同等看待”�？箲鹌陂g，河南存渝古物由河南博物館張克明等監守。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但不久內戰烽煙又起，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沒有機會回歸河南。重慶解放后，河南存渝古物皆由人民解放軍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封存，貼有封條的包裝箱，至今仍保存于河南博物院。

　　但這些只是河南存渝古物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河南存渝古物已于重慶被攻克前兩日被國民政府搶運到臺灣。由于解放軍迅速抵渝，封鎖飛機場，才使得運送第二批河南古物的飛機未能起飛。而被搶運到臺灣的河南古物，商得在臺豫籍人士的同意，悉數轉藏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為該館開館之基，鎮館之寶。“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自我介紹是——“位于南海學園荷花畔的歷史博物館，為大臺北地區除‘故宮博物院’之外，一座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為主的公立博物館；收藏近5萬件文物，以接收的自河南博物館遷臺文物及日本戰后歸還的古物為主。若以時間劃分，上至殷商下至民國，前后跨越3000多年；由地域分野，以黃河流域漢文化區出土的古物為主，臺灣早期文物居次，其他地方的宗教、民俗器物也有；從材質區別，包括銅器、玉器、陶器、瓷器、書畫、中國文字史料、工藝品、古錢幣、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等十大類，其中以古錢幣的藏量最豐，河南出土的青銅器和唐三彩最珍貴難得。”

　　1993年，臺灣成立河南古物清查小組，1997年清查工作結束后，出版了《河南省運臺古物圖錄》及《甲骨文專集》。

　　1950年，河南代表會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慶，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新鄭、輝縣出土的青銅器51件調往北京。這些文物后分別為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至此，新鄭銅器分散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博物院、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

　　1994年，深圳市博物館與河南省文物局聯絡，請文物局援助部分文物充實其藏品。在預選的文物中，有新鄭新出青銅器窖藏中的部分青銅器。曾經受同出器物離散之苦的河南博物院，不忍心再看到新出土的成批文物再次被人為分散，乃從已經離散的新鄭銅器中選出與預選器物近似的銅器兩件，調往深圳市博物館。

　　至此，轟然撞開河南省博物館事業大門、并凝聚了那么多人心血才得以留存河南的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已分散在兩岸四地五個博物館中，各博物館所收藏的數目分別為：河南博物院56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1件、北京故宮博物院18件、中國歷史博物館5件、深圳市博物館2件。

　　而存留于開封的文物，在其淪陷后，大部分銅器、鐵器等下落不明。

　　至解放前夕，歷經浩劫的河南博物館已元氣大傷，這個20世紀30年代的文物大館，幾乎走到了名存實亡的邊緣。

　　開封淪陷后，把河南博物館推上中國博物館“第二之位置”，因替河南博物館揪心而舍不得離開河南博物館的關百益，20世紀60年代被打成“漢奸”，理由是他不該在日本占領下的河南博物館工作。

　　20世紀80年代，關百益得以平反昭雪。

　　1953年，依據中央精神，元氣大傷的河南博物館被確定為地志博物館。

　　2003年的春夏之交，記者在開封市三勝街河南博物館舊址，還能依稀看到那銹跡斑斑的鐵牌上殘留的“河南地志博物館”字樣。

　　歷經浩劫，幾乎名存實亡的河南博物院是怎樣起死回生的？明日請看《風雷激蕩紫荊山》。

　　1961年，河南博物院在河南省省會從開封遷至鄭州的數年后也遷入鄭州，結束了它的“開封時代”。

　　河南博物院似乎很善于“借殼上市”。

　　在開封，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1927年6月并入河南大學，7月，河南博物館就借其“殼”亮出自己的大旗；在鄭州，1958年由各單位捐資在紫荊山興建的用于展示“當代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河南展覽館，因三年自然災害的到來而展覽難以為繼，于1961年“禪讓”給有著厚重歷史的河南博物館。河南博物館也因此而在河南省省會從開封遷入鄭州的數年后，結束了它的“開封時代”。但自此的20多年中，河南博物館也多了想“省”也省不下去的“省”字，更名為“河南省博物館”，直到1998年遷至鄭州市農業路更名為“河南博物院”，而成為國家級博物館。

　　展示“當代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河南展覽館本身就是一項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有些鄉下不識字的農民到鄭州，常把河南省博物館當成省委的‘衙門’。”河南博物院原群工部負責人張美榮說：“我只有不厭其煩地對農民兄弟講，這兒不是省委，是河南省博物館，但有的人就是不相信我說的話，并反問我：‘除了省委，誰能有這么好的門庭？’”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紫荊山附近可不像現在這般熱鬧，那時河南省博物館與黃河展覽館“隔花(紫荊山百貨大樓的地盤在當時是個荷花池)相望”，附近更沒有什么大樓，更別說立交橋了。張美榮說：“晚上加班后，我都不敢回家，家里的人要打著手電筒來接我，其實我家離博物館很近，就在緯一路原河南日報社對面的省委統戰部家屬院，但河南飯店段的花園路及河南日報段的緯一路那時黑燈瞎火的，晚上沒有一個人，挺嚇人的。”

　　河南省博物館繼承了河南展覽館的家業，也繼承了展覽的“毛病”。那時基本陳列不多，臨時配合形勢的展覽很多，“經常加班，干到晚上12點，發盒7分錢的餅干就讓人高興得不得了！”張美榮說，“楊水才展覽、焦裕祿展覽、林縣紅旗渠展覽等，我們都搞過。”

　　打擊地富反壞右及犯罪分子的公安展覽最吸引人。有次搞公安展覽，省公安廳的楊科長在博物館負責協調布展，他對博物館的人說：“我在這兒，你們的文物保險了！”但就在公安展覽撤展的當天晚上，一個淮陽縣的盜賊伸出了黑手。

　　這個盜賊在當天下午看完公安展覽后，從博物館南二樓上邊沒有完全封死的樓道口下滑至鎖著的一樓樓梯間。晚上，他打破玻璃，偷了5件文物后，掰開一樓南面窗子的鐵柵欄，這時天已經快亮了。那時博物館一樓南側是塊蘋果園子，從博物館逃出來的這個盜賊，在這兒迷路了，找不到大門，他就瞎轉，結果轉到了家屬院。早起的人見到這個背著麻袋的人瞎轉，以為他是偷雞的(那時有人在院子里喂雞)，就叫來保衛科的人，把他交給了派出所，而他背的那個麻袋，則暫時放在了博物館的傳達室。

　　博物館的一位丁姓家屬出去買早餐，在傳達室和人嘮嗑時，無意間用腳踢了麻袋，叮當響，打開一看，是文物！

　　后來，這個盜賊被判處死刑。

　　博物館開始沒有保衛科，不管男女，只要是60歲以下的，都得輪流值夜班，一晚上5角錢，不讓誰值班，誰還不樂意吶。

　　但“盜不單行”，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夜晚，一群來自南方的大盜進入了博物館。報警系統響后，值班員圍著博物館轉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問題”所在。轉到大門南側時，忽然有人指著南二樓的窗子大喊：“壞了！你看窗子的鋼筋被扭到兩邊(后來知道，大盜們進去之后，把鋼筋復原到原來的位置，走后自然就不管那么多了)。”

　　這次丟的是比河南博物院鎮院之寶蓮鶴方壺稍小一些的雙龍方壺，是解放后出土的，和蓮鶴方壺的出土地點一樣——都是新鄭。后來，案子是破了，還斃了人，是湖北監利的，但雙龍方壺已被香港的阿毛買走，而阿毛到底是誰，沒有查出來，雙龍方壺至今下落不明。

　　丟失的，我們感慨萬千；但得到的，同樣值得我們回味——

　　在正午陽光的照耀下，高樓與小院雜陳的張寨南街愈發顯得狹窄、短小。說是街道，其實它更像個胡同兒，雖然距西南面的鄭州市百貨大樓也就幾百米，但看上去還是一個典型的都市村莊。

　　在這條南北走向的街道上，就是正午，太陽能夠照到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街道的北頭有那么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杜老漢和幾個老人聚在那兒聊天。

　　談起29年前這兒挖出“寶貝(銅鼎)”的事兒，有的老人說他們只是聽說過這事兒，但杜老漢說了個八九不離十：“是倆香爐的事吧？滿身都是綠銹！挖防空洞挖出來的，我去看了，好嚇人，怕是死人的，趕緊跑出來了。”

　　杜老漢說銅鼎是香爐兒，也是沒錯的。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鼎類祭器應用面越來越廣，并逐漸流行于社會，進入寺廟，以及民間重大的祭祀活動中。這類鼎，又成為供奉神靈和祖先的“香爐”，其中以明代的“宣德爐”(銅鼎)最為有名。而在寺院里，用銅鼎作香爐就更為普遍了。

　　而楊育彬研究員說起發現銅鼎情況，就像講昨天發生的事兒似的。那是1974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下著小雨，有人跑到河南省博物館，說群眾在杜嶺街、張寨南街附近挖防空洞，挖出了文物，“我們去了好幾個人，到那兒后，發現了一對大的銅方鼎，其中一個銅方鼎中間還放了一個銅尊。這兩個方鼎非常重要，一個高1米、一個高86厘米，就是到現在，它們還是我國商代早期最大的銅方鼎！這個發現證明，鄭州商城應該屬于王都一級的，因為這一定是商王用的東西。”

　　“我們要把發現的位置在圖上表現出來，但防空洞挖得很深，這地方距地表將近6米，我們不知道這兩個鼎在地面上的位置。大伙說，咱們就按防空洞的進口來測，結果測來測去就找不著，因為上面還有房子和其他東西，最后沒有辦法了，就用探鏟鉆，平常鉆探都是往下面打，這次是從下往上打，打到地面上后，發現其在一家住戶的大衣柜的底下。鄭州可以說遍地都是文物，說不定你的房子底下，或者你的床底下、你的大衣柜底下就保存著很重要的文物！”楊育彬說。

　　“鼎宜見于祖禰，藏于帝廷。”杜嶺銅鼎的發現，對20多年后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課題組認定鄭州乃商代開國之君成湯都亳之地，具有重要意義，盡管楊對于這一結論持謹慎的保留意見。

　　20世紀60年代，為配合“河南古代歷史陳列”，河南博物院研究員許順湛、周到及河南日報社文藝處原處長、《志愿軍英雄傳·黃繼光》的作者余昂在河南日報上開了個《中州古人》欄目，招來橫禍，被打成“河南三家村”，而陳列則被誣為“歌頌帝王將相”，周到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戴著1.4米高的大帽子游街，上寫“河南小吳晗”、“漏網大右派”，而紅衛兵把許順湛抓起來，問他：“是不是反黨？”許答：“不是！”一頓皮帶抽打，再問：“是不是？”許答：“是！”紅衛兵又問：“為什么是了？”許答：“你打我了！”

　　就連焦裕祿、岳飛、陳勝吳廣等展覽也被查封，理由是焦裕祿誰都救濟，宣揚的是“人性論”；岳飛忠于皇帝，12道金牌說召回就召回了；宣揚陳勝吳廣起義，則是趁自然災害煽動農民起義。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支持下，占盡地利的河南博物院經過一代人的努力，還是恢復了元氣，其收藏的史前文物、商周青銅器和歷代陶器瓷器，享譽世界。

　　河南博物院之紫荊山時代承上啟下，功勛卓著。2003年5月16日，這塊風雷激蕩過的熱土雖然轉手商家進行新的開發，但人們不會忘記河南省博物館事業在這片土地上走過的每一步！(全文完)【原標題：“打撈”河南博物院塵封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