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龍”鼎是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商代圓鼎，通高1.03米，重達230公斤。形體巨大，造型雄偉，紋飾圖案是莊嚴、神秘的獸面紋。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側飾兩周凹弦紋，折沿寬緣，腹部橫向寬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頸部以云雷紋為地，周飾2類6組浮雕式饕餮紋，足上端飾高浮雕式饕餮紋，下襯三周凸弦紋。它與著名的“后母戊”方鼎，合稱商代青銅重器雙璧，是商代最重要的青銅器之一。此鼎無論從鑄造技術，還是造型藝術來說，均可以認為是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經典之作。

    “子龍”鼎除了神秘的表面，其背后的流傳經歷更為撲朔迷離。據傳。它在上世紀20年代出土于輝縣市。出土后即由日本專門從事販賣中國文物的商社運入日本。一直到2004年在一次日本人的私人藏品展覽中露面。2005年當對方得知我國要追回“子龍”鼎時，竟漫天開價，開出上億元的價格。當時不得不暫時放棄追回該鼎。幾個月后，該鼎又神奇地出現在香港的一位中國人手中。國內專家速往香港，經過多次艱辛的洽談，“子龍”鼎2006年4月終于回到了中國，真品現藏國家博物館，復制的“子龍”鼎已運抵市博物館。

    “子龍”鼎是以因器內壁近口緣處鑄有銘文“子龍”而得名。子龍鼎所鑄銘文“子龍”之“子”字較小，下“龍”字以雙線勾勒，虬勁有力，恰如一豎立且尾部向右上盤卷的龍形，瓶形角，圓目，張口，生動傳神。據悉，它是目前所發現帶有“龍”字銘文的時代最早青銅器圓鼎。
“據傳，子龍鼎上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輝縣，出土后即流入日本。”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文物鑒定研究室主任張習武研究員指出，子龍鼎在世界上的首次公開面世，是在2004年6月千石唯司的私人收藏品展覽上。直到現在，關于該鼎的記載極為罕見。因此，推斷其的年代歸屬，只能憑借其他類似圓鼎的特征，包括形制、紋飾、銘文、功能和工藝。

    國家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王冠英說，“時代特征，是考古學考證中的利器。一般來說，青銅器的形制、紋飾在時代特征上相和諧。唐裝有唐裝的特色，歷來一定時期的服裝都會有特定的風貌特征，一定時期的文物也會有一定的科學標準。”1956年殷墟后岡圓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盡管通高不及子龍鼎的一半，但輪廓極為相仿，其口沿下的饕餮紋構造幾乎相同，只是前者的饕餮紋間沒有設置龍首裝飾。

    而1990年殷墟郭家莊M160墓出土的圓鼎，形制、紋飾也同子龍鼎接近。北大歷史系教授朱鳳瀚指出，通過形制學角度分析，子龍鼎的年代應該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

    而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陳佩芬則著文指出，子龍鼎是西周早期杰作。“武王克商后，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鑄造工業和工藝奴隸，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時間內鑄造的青銅器，還會保留原來的模式。”對此，王冠英指出，其實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銅器有很多相同點，既有繼承性，也有一定的差異。子龍鼎應該劃歸商末帝乙、帝辛（紂）或周初武王、成王時期。

    當然，在王冠英看來，這種差異也有過渡性。“商末的年代劃分是學者比較認可的。其實即使說鑄造于西周初年，子龍鼎也稱得上是那個時代最大的圓鼎。”王冠英表示，子龍鼎是目前發現的商末周初最大的圓形青銅鼎。確定了年代，它與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時代最大的方鼎）的“一方一圓”才真正能夠對應起來。

    銘文是“龍圖騰”的表征？

    子龍鼎有銘文“子龍”二字，就在鼎的內壁近口緣處。專家指出，這是青銅圓鼎銘文中最早出現的“龍”字。

    銘文上，“子”字居左上角，字較小，實筆陰刻。而“龍”字則在右下，系雙鉤而成，字的形象完全類似一豎立而尾向右卷的龍形，張口，圓目。頭上碩大的瓶形角突出，與龍頭并不連筆。

    王冠英還介紹，在子龍鼎的上腹紋飾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龍”的痕跡。

    上腹紋飾的瓶形角，與“龍”字形的瓶形角類似。

    由此，認為“子龍”是商末周初龍文化信仰的一種表現，便成為對這一“子龍”銘文造型的一種解釋。

    不過，王冠英指出這種單純從造型、紋飾上的推斷是不夠的。“考古、文獻、甲骨文資料，多管齊下，才能真正揭開歷史真相。”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稱呼通常見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銅器，同時也能在商周典籍上所見。現存甲骨文中總共出現了100多個不同的“子某”。

    “其實現在見于著錄的有‘子龍’銘文的商周青銅器，有子龍壺、子龍爵、子龍斛等。”王冠英表示“子龍”的銘文并不獨子龍鼎所有。

    其中子龍壺，銘文由《殷商金文集成》9485著錄，只是器形并未見有所著錄。其銘文拓片現收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在王冠英看來，這些子龍器，有的與子龍鼎“龍”字構形相同，有的作“卷龍”形象。而與子龍鼎“龍”字形相同的子龍壺應與子龍鼎有同人或同族的聯系。

    對此，朱鳳瀚也表示，在商晚期與周初的金文中，作器者稱呼“子某”時可能為私名，但也可能是氏名。

    由此，無論是哪種情況，“龍”銘文指代的也只是一種稱呼。所以，子龍鼎的“龍”字，與作為中華民族象征的龍，并沒有太大關系。

    來自商周重要部族？

    在古代，青銅器是權力的象征。那么，有著龐大身軀的子龍鼎是否也會與商王有關？

    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稱呼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貴族，但更多的是商王國內擔任卿士僚尹的具備強大勢力的宗法貴族長。這些宗法貴族與王室有血緣關系。“子龍鼎的主人應該是商末的王子或一個強族。”“‘子龍’的寫法或許還與‘子龔’有關。”王冠英還給出了另一種解釋：一些商周青銅器上，鑄有“子龔”或“龔子”的銘文。其中，“龔”字所從的“龍”字造型多與子龍鼎的“龍”相似。“‘龔’、‘龍’古音相同，這是我們推斷子龍鼎族氏地望的一個依據。”王冠英表示如果“龍”字與“龔”真有相連關系，那恰恰可以證明子龍鼎出土于河南輝縣。河南輝縣古稱“共”，“共”又與“龔”通假。由此可以推斷“子龍”可能是商末周初“共”地部族的首領。

    這一推論恰好也可證明日本收藏家所說的“子龍鼎出土于河南輝縣”。子龍鼎最早見于日本舉行的《中國王朝之粹》展覽，圖錄說明指出子龍鼎可能出土于河南輝縣，但并未說明根據。朱鳳瀚指出，從“龔”與“龍”的通假關系中，也許可以給出子龍鼎出土地之謎。在很多早期材料中記載有“龔后”、“婦龐”、“后龔”等名稱。

    認為，這些名稱都是指代商王的配偶。姓氏顯示，她們是出生于龔氏的女子。

    因此可知，居住在龔地的“龔氏”，與歷代商王一直保持著通婚的關系。

    近年來，河南輝縣曾給考古學界帶來不少興奮點。其中的孟莊遺址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子龍鼎真的出土于輝縣，是否會是孟莊遺址群的手筆呢？

    王冠英表示，這個問題在學界也討論過。專家郝本性認為如果真出自孟莊遺址群，就會有更多的相關聯的歷史記載，但現在至今還沒有更多發現。

    “不過，這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要真正認識子龍鼎，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例如，我們可以追本溯源，找出與子龍鼎相關的‘子龍器’之間的承繼關系，了解它們是否為一個共同的族所共有。再者，也可以對‘子’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認識，從而真正闡釋出‘子龍’的蘊涵。“王冠英指出，這些都是子龍鼎研究中未竟的命題。

    ■花絮

    子龍鼎“回歸”路

    在專家的認識中，一般都認可子龍鼎經由日本專門從事中國文物國際販賣的山中商會運入日本，從未公開露面，銷聲匿跡近100年。

    2002年前后，子龍鼎照片通過多種渠道傳至中國，被一些學者見到。

    2004年6月，上海博物館馬承源、陳佩芬訪問日本時，首次在日本企業家千石唯司家中見到了子龍鼎的實物。

    2005年底，子龍鼎到了香港。子龍鼎的神秘“現身”也引起了一些藏家的關注。其中一些人透露了競價購買的意向。

    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赴香港，對子龍鼎進行實物鑒定，并征求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青銅專業組所有專業委員意見。專家一致認定子龍鼎是罕見的青銅重器。子龍鼎進入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淪落異地近百年的國寶子龍鼎“回歸”。

    2006年6月，子龍鼎在國家博物館有了第一次與中國觀眾的近距離接觸。

    “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是國家文物局和財政部聯合實施的工作項目，旨在搶救我國流失海外及散落民間的重要珍貴文物。曾搶救諸如《五牛圖》、《韓熙載夜宴圖》等珍貴文物。

    王冠英表示，國家回購文物與個人回收文物不同，涉及到許多保密的內容，因此類似價格等有些細節不便在媒體上公布。子龍鼎的回購經歷了嚴密的幾個階段，是得到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青銅專業組所有專業委員的一致同意。至于子龍鼎能以相對便宜的價格回購，王冠英指出，子龍鼎最終是從香港一名收藏家的手中得到，以國家名義收藏也是打動私人收藏家的一個原因。

    ■新知補丁

    共地與共和

    “共”地，在今河南輝縣。武王建周，傳九世到厲王。厲王以殘暴著稱，公元前841年被民眾驅逐，史稱“國人暴動”。隨后，因太子年幼，衛僖侯之子衛和攝政。因他被封在“共”這個地方，所以也被稱為“共伯和”，史稱“共和元年”，這一年也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也有學者認為，“共和行政”是由周公和召公聯合行政。

    孟莊遺址

    河南省輝縣市孟莊鎮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重要發現有仰韶文化遺存、二里頭城址、商代晚期城址等。

    1992年7月至1995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聯合發掘，并入選1994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該遺址位于古共地，同時又是商代晚期城市遺址，因此子龍鼎可能與這一遺址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