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名段《紅娘》
□欄目主持 方海征
□講解嘉賓
劉新陽
遼寧省戲劇家協會會員、遼寧省藝術研究所所長助理
駱正
北京大學教授
名詞解釋
票友
相傳在清朝初年,八旗弟子憑著朝廷頒發的“龍票”,到全國各地演唱子弟書,這僅僅是作為宣傳,演唱不收任何報酬。后人就把這種戲稱為“票戲”,而具體組織者則稱為“票房”。這種沒有報酬的業余演出的演員們被稱為“票友”。以后人們就把非職業性的京劇演員和琴師都統稱為“票友”。 (劉新陽)
歷史故事
紅娘傳書遞柬促姻緣
唐,貞元年間,西洛書生張珙進京應試,在河中府普救寺邂逅崔相國的女兒崔鶯鶯,二人一見傾心。張珙乃搬入寺內,居住西廂之側,以期俟機與崔鶯鶯相近。河中叛將孫飛虎,知崔鶯鶯貌美,兵圍普救寺,欲掠之。崔夫人于危急中誓言:有人能退去賊兵,愿倒賠妝奩,將鶯鶯之為妻。張珙有摯友白馬將軍杜確,統兵鎮守蒲關,乃修書一封,命寺僧惠明下書往邀杜確前來解圍。杜確剿滅孫飛虎之后,張珙本思與崔鶯鶯結成夫婦,豈知崔夫人嫌其為白衣秀士,悔卻前言,借詞推托。張珙與崔鶯鶯兩心怏怏,紅娘乃往來傳書遞柬,先使二人在花園相會,繼之更促成二人婚事,共度佳期。事為崔夫人聞知,怒笞紅娘。紅娘據理申辯,并責崔夫人出爾反爾之過,終使崔夫人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依紅娘之見,準張珙與崔鶯鶯結親,但須張珙赴試高中之后,始允成禮。張珙遂離河中,取路入都。至此,張珙與崔鶯鶯之事,告一段落。
名段演繹
花旦荀慧生“浪”出名
紅娘這個人物“成名”于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北宋以后,這個故事廣泛流傳到了南宋被民間藝人改編為話本《鶯鶯傳》和官本雜劇《鶯鶯六幺》。金代董解元進一步把這個故事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王實甫的《西廂記》就是在歷史上流傳的崔、張故事,特別是在《董西廂》的基礎上的再創造。紅娘這個人物在崔、張故事中以一個婢女的身份出現,在元稹的《鶯鶯傳》中雖有其名,但并不十分重要,是一個平凡的女婢,從唐到宋的流傳過程中她的地位也一直如此,自《董西廂》起,才對這個形象進行了成功的創造,使之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西廂記》是我國古代愛情戲中成就最高、影響最深遠的作品之一。
而說到京劇中的《紅娘》,是荀慧生和他所建立的荀派表演最為出色的一出戲。荀慧生先生擅長表演花旦戲中女主角獨有的活潑、風流、浪漫。著名旦角王瑤卿對荀慧生的一字評為“浪”字。
編寫《紅娘》上舞臺一炮而紅
對于荀慧生最擅長演的《紅娘》,當年他在演這出戲的時候也做了相應的改編。首先因為《西廂記》是家喻戶曉的名著,而且當時《佳期》、《拷紅》等折,活躍在南、北昆曲舞臺上。曲藝節目中,也有不少演唱西廂故事者。而荀慧生在《西廂記》中,最喜歡紅娘這個角色。他認為這個人物善良、正直,爽朗、熱情,反抗性也很強烈。崔鶯鶯和張生的結合,借助于紅娘之力不小。昆曲《拷紅》一折,即是重點強調紅娘這一人物,歌頌她的勇敢、沉著和機智。
而京劇早年本無演《西廂》故事的劇目,所以荀慧生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就著手開始創編。也正是因為他喜歡紅娘這個人物,于是參照王實甫版本的《西廂記》和昆曲《拷紅》編寫成《紅娘》一劇,以張生、鶯鶯情事為綱,以紅娘一角為主。劇本于一九三六年編成,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北京首次演出。荀慧生自飾紅娘,何佩華飾崔鶯鶯。演出后,深得好評。從那之后數十年,屢演不衰。在之后的日子里,荀慧生又根據演出心得和體會,不斷對劇情和唱、做,隨時加工改進。尤其新中國成立后,重新加以整理,使主題更為突出。此劇唱腔和表演身段,荀慧生皆有獨特創造:如《琴心》一場的“反漢調”,《佳期》一場的“反四平”,以及《逾墻》一場紅娘手持棋盤引入張生的身段等等,都不見于其他戲中。這些創造,因密切結合人物性格,久已膾炙人口。
年過五旬演少女依然動人
不少票友說,看了荀慧生的戲,才深深認識了荀慧生的藝術不同凡響,就像程硯秋先生的實踐經驗,演員必須從自身的條件出發,揚長避短,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創造自己的東西。這也是荀慧生走過的路。荀慧生在五十余歲的時候扮演青年少女,形象依然是光彩照人,多彩多姿,婉然嫵媚,俏麗動人。荀慧生也曾在五旬開外的時候,扮演紅娘,表演天真活潑,宛若一個小姑娘,使人感到他的表演栩栩如生,劉新陽甚至說,只要讀過王實甫的《西廂記》,就得佩服荀慧生確實演出了《西廂記》王實甫筆下的人物精神。“荀慧生演的紅娘滿臺歡,令人目不暇接。”這是當年看過荀慧生演“紅娘”的觀眾對他的評價,甚至有人說他的唱獨特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迷人處在于他天然的一條近似女性的迷啞嗓,吃弦不高,唱出來的韻味,令觀眾如飲香醇。
名角故事
三個人對荀慧生影響最大
在荀慧生的演藝生涯中,他受了三位藝術家的影響比較大。第一位就是楊小樓先生。荀慧生當年并沒有一開始就唱京劇,而是由梆子改京劇的,因此,當他進入這個行當后,受到了同行不少的排擠。然而,因為是自己的選擇,所以即使受到了排擠,也沒有辦法。但是,荀慧生當年在上海演出的一段時間里,楊小樓大力地提攜他,和他合作演出,使得他能夠在上海立住腳,而且走紅。可以說,荀慧生當年是受到楊小樓提攜的。
第二位就是王瑤卿先生。王瑤卿不僅指導他學戲,而且指導他根據自身的藝術條件,形成了荀派的特色,給了他很多劇本,指導他排了很多的戲。再有一位就是余叔巖先生,余叔巖先生也是大力地提攜荀慧生,和他經常演一些合作的對兒戲。當年能夠受到如此三位重量級人物的提攜,也說明了荀慧生本身的實力不俗,能夠得到賞識,而三位前輩如此做法,也讓人能夠從側面感受到他們高尚的品德。
與尚小云親如手足
另外,荀慧生和名家尚小云關系也非常好,還有很多故事在票友之間流傳。尚小云和荀慧生都是在1900年1月出生,更巧的是兩個人的生日只隔一天,荀慧生是初五,尚小云是初七。雖然荀慧生的生日大一些,但是在大家的面前,荀慧生總是叫尚小云“大哥”。對此,很多人說他們一直感情深厚,在一起時是玩笑不斷。其實細說起來,荀慧生和尚小云還是“發小”。少年時期,他倆都在北京的“正樂班”學戲,與趙桐珊并稱為“正樂三杰”。不過,那個時候荀慧生學的是梆子,尚小云是學京劇。
1914年,當時北京的《國華日報》評出尚小云為“第一童伶”,而荀慧生因其師龐啟發私自將他的學徒期延長,還在學梆子并為老師演戲賺錢,所以荀慧生就比尚小云成名略晚。后來,幸虧是尚小云冒著風險幫荀慧生深夜翻墻逃出了虎口。“武生泰斗”楊小樓于1919年率譚小培、尚小云,還有那時藝名“白牡丹”的荀慧生赴上海演出。而上海方面由于不熟悉初出茅廬的“白牡丹”,就規定他的包銀比譚、尚二人低。楊小樓高瞻遠矚地認為,只要“白牡丹”在上海一亮相,那就由不得他們了。而尚小云又特意為荀慧生甘當綠葉配戲,水漲船高地使“白牡丹”的聲名大震,演出格外受到上海觀眾的熱烈歡迎。就這樣,荀慧生在上海被各戲院熱情挽留,一氣演了六年。由此可見,尚小云和荀慧生確實是親如手足。
抗戰時期,大家的生活都非常困難。那時,凡有同行有難,就可到尚小云家領到五元錢,因此尚小云有個美名叫“尚五元”。 1959年,尚小云在陜西工作時,還主動無私捐出自己多年收藏的100多件珍貴文物和字畫。荀慧生為了支援抗戰,多次通過義演捐獻飛機,以打擊日本侵略者。1959年,他又再次義演籌集資金,捐獻飛機給正在朝鮮戰場作戰的中國人民志愿軍。而他卻沒有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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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派風格“化方為圓”
劉新陽說,荀派的風格可以說是以陰柔制勝,這與尚派的風格是正好相反的。有人說梅先生是把昆曲化入了京劇,而荀慧生先生是把梆子化入了京劇。荀慧生的表演風格,有人概括為五個字“美、媚、嬌、憨、脆”。同時他的嗓音是沙啞之中帶有一種甜潤,所以形成了荀慧生唱腔的以陰柔制勝的風格。
在表演上,可以說荀慧生自己能夠善于把程式化為生活,把生活又化為程式。使得程式化的表演和生活的動作能夠融為一體。比如他在表現少女的嬌憨的時候,有些咬嘴唇,側頭,側身,撕手絹這些動作,過去在傳統戲中是沒有的,可是他把這些生活動作又加以美化,加以程式化,看起來非常自然和活潑。這也是荀派的一大特點。
與此同時,劉新陽介紹說,荀慧生很善于創造新腔,比如在《紅娘》里邊創造了“反四平調”。他的念白是學習王瑤卿,但是又比王先生的念白柔化,可以說是化方為圓,他特別善于“風攪雪”的一種念白方法,就是把韻白和京白夾雜著來念。這種念白方式在京劇里叫做“風攪雪”。
另外,荀慧生在人物造型和服裝上也有很多的革新。比如他的頭飾,他創造了一種留香頭,因為荀慧生先生號“留香”,所以人們稱為留香頭,也是一種古裝頭,但是跟梅先生不同。梅先生的是正髻,荀先生的是側髻、偏髻。另外,荀慧生先生在服裝上也進行了改革。他改革的服裝人們稱為留香裝。
嘉賓話梨園
京劇舞臺上的桌椅
京劇舞臺上的中央,桌椅不同的擺法有著不同的意義。它們代表不同的地點和環境。比如:舞臺上的一張桌子可以代表飯桌、床、陵寢,又可以代表樓、山。舞臺上的一把椅子可以表示內室、書房、圍墻、門、井。而桌子和椅子搭配起來可以表示城樓、船只。
這些桌椅不同的組合,意義更有區別。比如: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搭配起來,不同的擺法就有著不同的解釋。比如:正中央擺了一張桌子,桌子后面有一把椅子,稱為大座,根據桌上不同的擺設,可以代表書房、公堂,也可以表示人在睡眠。如果椅子放在桌子前面,稱為小座,表示人物閑來無事,或者等候消息。
一張桌子兩把椅子的時候,桌子擺在中間,兩邊各一把椅子,擺成八字形,這說明賓主交談、二人對飲、或者夫妻相坐。三張桌子和三把椅子組合起來,擺成品字形,根據桌子上的不同擺設,可以代表會審的公堂或者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宴會等等。除了這些擺法,還有二桌二椅、二桌四椅、三桌五椅、三桌六椅、三桌七椅等等代表著不同意義的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