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出土的商代馬車

    （一）

　　歷史學是門時間科學。在開展歷史研究時，首要的任務是對研究對象的年代作出正確的判斷。曾有人宣稱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為夏代文化已經形成“共識” 【注1】，給人的印象是夏代文化已經找到。其實，這只是一廂情愿的愿望而已，因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年代學研究成果不支持這種說法。

　　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年代學研究成果，本文所說的商代，是指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間商王朝在歷史上存在的時期。在考古學上，它是指二里頭遺址第三期至安陽殷墟第四期之間的遺存。

　　關于二里頭遺址的文化性質，我曾對二里頭遺址的四期文化遺存作過分析，指出它的第一、二期遺存與第三、四期遺存的內涵并不一致。在第三期遺存中，“不僅包含了第一、二期中常見的那組陶器，還出現了以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等一組新的陶器。鄭州商代中期遺址發掘的成果證明，這后一組陶器是二里岡期商代文化中富有特征的器物。因此，它的出現，表明第三期遺存中包含了兩種文化因素”。“它們不僅同時并存，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后一種文化因素還表現出替代和融合前者的趨勢”。基于考古學界以最晚的遺存進行斷代的原則，筆者將第三、四期遺存判定為早商文化【注2】。至于探索中的夏文化，我推斷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二期文化可能是夏代晚期遺存。

　　這一看法得到許多同仁的認同，但也有人提出異議。他認為：“要在考古學上區分夏年與商年，最關健的問題是要確定成湯都亳的地望所在。如果能找到成湯的亳都，則可利用地層的原則和考古學分期的方法確定夏年了”【注3】。于是，他看上了鄭州市內東周文化層中出土的“亳”、“亳丘”等陶文，說：“‘亳丘’應該就是‘亳墟’。如同‘殷墟’曾是殷都一樣，‘亳墟’很可能就是因為鄭州商城本是商的亳都而得名的”。這樣，作者憑借“很可能”的猜測，把鄭州商城與商湯的亳都掛在一起。有了這一解釋，他迂回地用它“證明在東周時期鄭州商城名亳”。既然東周時期鄭州商城已經“名亳”，所以他提出“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 注4】。由此，他把自已過去提出的鄭州二里崗文化為商中期文化提升為早商文化，把二里頭遺址湯都西亳說、其文化遺存商代說，改為夏代城址和夏代文化了。

　　以后，他又看上了鄭州商城CET7第5層(城墻夯土層)出土木炭用常規碳14測得的年代數值：公元前1620±140年。他說：“要精確計算商的積年是困難的，要精確計算考古分期的年數更是困難的。根據現有材料，我們只能大體估計商積年在500至600年，若以公元前1028（或1066）年為商朝終止年，則成湯始建國年應為公元前1528----1666年。今據碳14測定鄭州商代遺址第二段的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前1620±140年。這個數據同湯居亳的年代是能大體吻合的”【注5】。于是，他得出一個結:論，說“據碳14測定，其（指CET7這個數值）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約3570±135年，即公元前1620年，與早商開始的年代大體相合”。他還斬釘截鐵地說：“鄭州商城其始建城的絕對年代經碳14測定為公元前1620年（樹輪校正年代），與仲丁遷囂的年代不合”【注6】。

　　這樣，他把公元前1620年當成劃分夏商兩代的分界點，進而宣告：“我們是湯都鄭亳說者，主張鄭州商城本身屬最早的商年，而商城之下的諸文化層的下限乃屬于夏年”【注7】。

　　其實，碳14測得的年代數值公元前1620±140年只是一個年代范圍，作為建城年代，意指鄭州商城在公元前1760年至公元前1480年這一范圍之內所建。他錯誤地把公元前1620±140年理解為“公元前1620年”，忽視280年的誤差范圍，這是不對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所設的“商前期年代學研究”課題組，依據鄭州商城遺址的文化分期，從不同文化層中采選系列含碳樣品經常規碳14測定，獲得了一批年代數據。這些數據經高精度樹木年輪校正曲線匹配擬合，轉化為一批日歷年代。測年的結果表明：鄭州商城內二里崗文化一期早段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注8】。用二里崗二期早段發現的水井原木進行測年與校正，它的年代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注9】。這樣，在二里崗文化一期晚段建造的鄭州商城，其年代只能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與“鄭亳說”所說鄭州商城建于公元前1620年的說法，相差了100余年。這也證明；二里崗下層文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商代早期文化遺存。

　　“夏商周斷代工程”所設的“夏時期年代學研究”課題對偃師二里頭遺址和伊川南寨遺址的第一至第四期文化遺存分別采選系列含碳樣品，并作了碳14測年。結果證明：南寨所得的年代數據與二里頭遺址所得的年代一致，證明這二個地點的測年結果均合理、可信。近年，對新密市新砦遺址出土的含碳樣品，依分期作了測年，又提供了一批年代數據。爾后，將龍山晚期至商代二里崗期的年代作整體匹配擬合，給出的二里頭遺址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第四期遺存的年代下限則在公元前1550年上下【注10】。因此，無論按“鄭亳說”主張的公元前1620年為“商的始年”，還是按“工程”估定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為夏商分界，就公元前1620----1600年這個范圍而言，已經落在二里頭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際。

　　上述年代數據表明：二里頭遺址的第三、四期遺存的年代在商代紀年之內，不可能是夏代文化。所以，二里頭遺址第三、四期遺存屬早商文化，不僅從文化性質上可以證明，而且得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年代學研究成果的支持。

　　另外，其它一些研究結果也不支持二里頭文化第三、四期遺存是夏代文化的假說。如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學者對二里頭遺址出土青銅器及其工藝進行研究，認為二里頭第三、四期遺存的冶鑄工藝與鄭州二里岡遺址出土青銅器的冶鑄是一致的，屬同一系統。有人明確指出：“從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和出土銅器的代表性諸方面考察，二里頭前期與后期的金屬文化遺存，其創造主體可能存在歷史性的身份轉換”【注11】。

　　有了這些研究成果，把考古學領域內的商代文化從二里頭遺址第三期算起，直至殷墟的第四期遺存，是合理可信的。這樣，商代紀年應該超過550年。按“鄭亳說”者的說法，商代紀年只有400余年，與夏代紀年相近，這與歷史事實相去太遠了。

　　（二）

　　考古發現證明：地處內陸的商王國，已經用馬匹牽引馬車并成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目前在河南安陽、洛陽，陜西渭南、西安，山東益都、滕州，山西靈石等地的二十多個地點發現馬車坑，據不完全統計，馬車總數超過70輛。

　　這種雙輪獨轅、用兩匹馬牽引的木制車輛，由轅、衡、輿、輪、軸等構成。轅的前邊有衡，長度2----2.5米，兩側有軛，用以架馬。車的長度超過3米，轅長也在2.56至2.92米。車輪的直徑通常在1.2至1.5米間，大多有18根粗細均勻、排列有序的輻條。車軸通長3米上下，兩輪間的軌距2.1------2.4米之間。車軸與車轅交接處的上方是輿（車廂）所在，輿的平面為長方形，長1.3----1.5米、寬1米左右，四周按有欄桿，可用于手扶。后邊中間留有缺口，供乘車人上下之用。

　　從清理出的完整或比較完整的馬車可以看出，商代馬車的形制與金文的“車”字相同。車的結構也很一致，大小規格相當接近，駕馭的方法也一樣，說明商代工匠對馬車的制作，已經在前人的基礎上作了總結與改進。馬車的形制相當復雜，但制作工藝已相當規范。同時，馬車的功能在實用中得到檢驗，其實效性得到社會的認同，因而馬車使用的范圍已相當廣泛。在商代，這種形制的馬車是最好的陸上交通工具，成為兩周時期馬車制作的樣板，并開了后世馬車的先河。

　　商代馬車的結構不僅復雜，也很合理。例如車廂放在軸與車轅交接處的上方，與兩側車輪的距離一致，車轅位于車廂下的中間位置，這有助于馬車在行駛過程中保持平衡，對駕馭馬匹、掌握方向也極為有利。兩個車輪的制作，也已脫離了用圓形木板制作的原始階段，改用粗細均勻、排列規整的18個輻條（個例中有多至26根者）。這是一項重大改進。用輻條代替整塊圓形木材做車輪，使馬車在行駛過程中較為輕便，速度加快。

　　從出土馬車的數量之多、結構之一致、地域之廣等幾個方面考察，可以推知這種馬車的制作技術己相當成熟。堅固耐用、輕便快捷的性能，使它廣泛地用于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它不僅是王室成員、貴族官僚的代步工具，還在驛站傳遞、田獵出行、遠程征伐等方面承擔了許多長距離運行的任務。

　　目前在豫、陜、晉、魯等省的二十多個地點出土馬車，有的屬王畿之地，有的是臣服于商王窒的諸侯國。這說明這種馬車除在商王國的地域內使用外，已經成為商王室與諸侯方國的進行聯系的重要工具。它們之間有道路相通，并借這種馬車來確保商王窒與各地之間的密切關系。

　　安陽殷墟是晚商時期的都城址，這里發現的馬車數量也最多。已清理的“車馬坑”有20余座，大多一坑埋一車。但在王陵區M1001、M1003附近發現的一個大車馬坑中，發掘者推斷有馬車25輛之多【注12】。這些馬車作為王窒、官僚、貴族死后的陪葬用品，在大墓旁邊、或墓室中埋放，是為了讓墓主人在另一世界內繼續享用。馬車在當時是達官貴人們的專用工具，是一種高級的豪華轎車，成為他們炫耀身份、等級的標志之一。

　　在安陽殷墟的發掘中，多次發現商代道路遺跡。其中有一條路，已知有數十米長、作西北、東南走向，寬約10米，路土厚度有0.2米，上面留有雙向車轍的遺痕【注13】。這是一條行駛馬車的大道，它位處洹北商城東南，在發現的眾多道路中是最寬的一條，應是這個“大邑商”的一條重要的大道。深深的車轍遺痕，是車輪反復輾壓的結果，它反映了3000年前車水馬龍、頻繁行進的忙碌情景。

　　這類馬車在鄭州商城、偃師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尚未發現，但均發現有道路。鄭州商城已發現馬車的零件，形制與殷墟出土的一致，說明它是馬車的專用零件，表明制作的是同一類馬車。

　　商王及其大臣使用馬車代步，各地的諸侯也爭相仿效。為了顯示其尊榮富貴，馬車的裝飾也很精致、華麗：或在車上髹漆，或配以銅飾；有的對馬頭及馬身，用不同質料的物件進行裝飾。這在當時已形成風氣。

　　這種馬車用兩匹馬牽引、在大道上快速行進，不僅對制作馬車的木材有特殊的要求，而且對各部件的連接與結合也有很高的技術要求。它在3000年前出現，是多種手工業（金工、木工、皮革工等等）結合的高端制品。所以它的發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商代手工業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也表明它在長期使用中不斷改進、不斷創新的成功之作。

　　那么，馬車究竟在什么時侯出現呢？這是我們需要追尋和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