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潁上縣，地處淮河與潁河交匯處、黃淮平原最南端……潁上（縣）歷史悠久，人杰地靈。春秋時期設‘慎邑’，秦漢置‘慎縣’，南北朝稱‘樓煩（縣）’，隋大業二年（公元６０６年）定名潁上縣，迄今已１４００多年。這里曾孕育出‘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時期杰出政治家管仲……”倘若《潁上縣政務信息網•縣情概況》上這段有關“潁上縣”自春秋以降，其行政名稱賡續、變遷的說法當為權威的話，那么其自稱“這里曾孕育出‘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時期杰出政治家管仲”，則大可存疑。

　　道理很簡單：隋大業二年，即公元６０６年，才有“潁上縣”；司馬遷是西漢史家，約生于公元前１４５年，卒于公元前９０年——今日安徽潁上縣認定管仲是“潁上縣人”的依據，無非是司馬遷所說的“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司馬遷不可能在六七百年之前，就能夠預測到隋煬帝會在春秋“慎邑”、秦漢“慎縣”、南北朝“樓煩縣”的地盤上，除舊布新，設置“潁上縣”，提前讓管仲“入籍”“潁上”，說“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概而言之，司馬遷的“潁上人也”與當今的“潁上縣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空概念——倘若管仲家在今日潁上縣，要么司馬遷會按管仲出生時行政區劃，說他是“慎邑人也”；要么會按秦漢時期的行政區劃，說他是“慎縣人也”——也就是說，無論如何，司馬遷都不會說管仲乃“潁上人也”。

　　有的專家認定管仲是當今“潁上縣人”的理由有點兒“荒唐”：隋煬帝大業二年（６０６年），改樓煩縣為潁上縣，至今未變。明萬歷六年（１５７８年）潁上縣令屠�。ㄕ憬�鄞縣人）捐俸倡修管鮑祠于城北關，得到潁上士民的響應與資助。此祠幾經興廢，今存殿堂五間，有前上海市副市長宋日昌（潁上人）題寫的楹聯。于是，后人因此認定“潁上”就是今天的安徽省潁上縣，而且收入到非常權威的工具書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似乎這種說法已是不容置疑了。

　　乖乖，明朝修了個管鮑祠，而今收入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管仲籍貫就此“不容置疑”乎？

　　“潁上”似乎不是古地名，從春秋至隋初，“潁上”二字作為一個詞組，大概只在《史記》中出現過這么一次。說“潁上”就是今日“潁上縣”，當然大有問題——更何況，今日潁上在春秋戰國、秦朝漢朝都有自己的“名諱”，司馬遷緣何舍“名諱”而取“潁上”？

　　《史記索隱》云：“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鎮）’、漢有潁陽（今河南許昌市襄城縣）、臨潁（今河南臨潁縣北）二縣。今亦有潁上縣。”《索隱》為唐代司馬貞所作，他的“今有潁上縣”，乃唐代建置，顯然不能說明春秋時的“潁上”就在今日的潁上縣。

　　“潁上”，是司馬遷“泛言潁水之上耳”？倘若如此，潁水兩岸，都是管仲故鄉——以司馬遷治史之嚴謹，他斷然不會如此。

　　有的學者以為，“潁上”應為“潁水上游”，并借重北宋《太平寰宇記》所言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為名”，列出一些理由，說潁水末流實為“上游”；但無論如何，自古及今，一般理解的河流“上游”，多指上源，而今潁上縣在“潁尾”、在“潁口”，是潁水注入淮河處，目為“上游”，是有些牽強附會的。隋煬帝之所以改樓煩縣為潁上縣，倒是“泛言（其在）潁水之上耳”，可視為文學修辭之語，斷非史家之言也。

　　司馬遷為何不言管仲是登封人？

　　今日登封地盤，漢代設有嵩高縣、陽城縣、綸氏縣。陽城縣轄今日登封東南諸鄉鎮，“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陽城在今日告成鎮等地；綸氏縣轄今日登封西南諸鄉鎮，乃至伊川縣東部諸鄉鎮——管仲家在潁水上源，說他是綸氏人，而漢代綸氏縣城在狂水之源，當然會生歧義。

　　如此這般，司馬遷選擇了“潁上”。

　　史家的“潁上”不是文學的“潁上”，本無歧義，不料“潁上縣”后來居上，搞得管仲不知何處是故鄉！

　　退一步說，就是“潁上縣”處在“潁水上游”，“潁上縣”遠遠由自，那么管仲照例不大可能家在今日潁上縣。

　　為什么？

　　只要稍加研究管姓，特別是管仲身世，自然清楚明了。

　　管姓源出管國，也就是現在的河南鄭州。

　　管國是姬姓封國。武王滅商，封三弟叔鮮于管（今鄭州市），建立管國，史稱管叔鮮。武王駕崩，管叔叛亂，兵敗被殺，管國立國不足６年而被廢。管國被廢后，成王十一年遷管叔鮮子輩為綸邑大夫，歲時奉祀，由此管叔鮮后裔移徙綸邑——這就是管氏族譜記載“管兌邑綸”：兌傳子魚，魚傳康；康有淑德，召為卿士；自康以后，失紀三世，數千年難以探補；康元孫旅，旅傳坊；坊傳陽，陽傳戚；戚傳��，��傳咸；咸子公度，仕齊；度子曼多，多生仲，字夷吾，相齊桓公，號仲父……

　　因為“至管仲顯于齊，其后世子孫以邑為氏”，他也被稱為“得姓始祖”。

　　“綸國”是夏代方國，在登封西南，這兒正是“潁水上游”、潁水之源。

　　從家譜的記載看，管仲的爺爺“度”，曾在齊國做官，他的爸爸沒有在齊國繼續“混飯”，而管仲浪跡天涯——“少時常與鮑叔牙游……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做買賣），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仲謀事天下，“老母”特別是大宮祖廟，扎根“潁上”之“綸邑”。

　　這，當是司馬遷之所以“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之根由，也是管仲家在登封“潁上”之根由。

　　顧左右而言他，難除忽悠之嫌。

　　【董卓曾在“潁水春耕”】

　　在登封采訪，有人言及東漢開國名將祭遵、王霸——他們位列“云臺二十八將”，都是登封人，蓋因《史記》上說他們都是“潁川潁陽人”。

　　我總覺得，這與安徽潁上縣說管仲家在今日潁上縣，河南襄城縣說潁考叔故里在今日襄城縣一樣很不照道——司馬遷不可能在“潁尾”“預設”潁上縣，襄城縣在潁水中游，水走平疇，“潁谷封人”潁考叔之“潁谷”，又在哪兒呢？

　　同樣，登封西南諸鄉鎮古稱“綸國”、“綸邑”、“潁谷”、“綸氏縣”等，到了北魏，始設“潁陽縣”。秦漢之際，襄城、臨潁一帶設有“潁陽縣”，北魏至宋金，登封西南設有“潁陽

　　縣”——無論如何，作為“云臺二十八將”的祭遵、王霸，只能家在襄城或臨潁，他們不可能是登封人的。

　　倒是東漢末年的董卓，可能因緣際會在登封西南。

　　《后漢書》與《三國志》言及董卓，約略雷同：董卓字仲潁，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后歸耕于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余頭以贈卓……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臺灣十一位教授”合譯的《白話三國志》，譯文云：“……以后，董卓回到中土，在田野里耕作維生。羌族中的一些豪杰有的老遠跑來追隨他，董卓便帶他們回家，高興起來，甚至把自己干活用的耕牛都殺了來款待賓客。這些豪杰內心被董卓的俠義風度所感動，等回到老家后，竟然搜集了千余頭的牲畜來贈送給董卓……”

　　董卓回到“中土”躬耕于隴畝，這“中土”又在哪兒？

　　《白話三國志》把“董卓字仲潁”搞成了“董卓字仲穎”——倘若從“潁”入手，便可知帶羌中豪杰“回家”、殺耕�？畲�賓客，由是“以健俠知名”——這一奠基董卓一生道路的事件，當在登封西南的潁水之濱。

　　董卓的先輩也許駐軍臨洮，但董卓的父親董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縣尉領縣兵，維持地方治安，董卓出生在‘武官’之家）”——東漢末年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英雄記》中說：“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字仲潁）；卓弟�刈质鍧}。”

　　董君雅“長子擢，字孟高”，其字與潁水無關無涉；而董卓字仲潁，董�刈质鍧}——為什么二子、三子的“字”，頓然“潁”了起來？這當與董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關——至少董卓，乃至其弟，生在其父為官的綸氏縣；而綸氏縣在潁水之濱，是故才有了這頓然而“潁”。

　　董卓生在潁水之濱，少時曾到老家臨洮，并在羌中游歷；之后“回到中土，在田野里耕作維生”，這中土，不是潁水之濱，會是哪兒？

　　生在武官世家，出生并躬耕于洛陽之側的潁濱，少時游歷羌中并起兵于涼州，繼而攻陷洛陽——這是董卓起家的“路線圖”。

　　爭搶歷史名人，是當下之風。但無論面對潁考叔、管仲、祭遵、王霸還是董卓等，各地在占領名人資源時，必須首先搞清史實。

　　歷史名人找不到回家的路，還是小事，中華民族迷失掉走過的路，自是大事。

　　搶奪名人資源，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該為歷史名人高唱“歸去來兮”之歌了！首席記者于茂世文圖【原標題：“潁陽舊事•家在潁谷”系列之四　管仲、董卓家在潁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