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集中匯編了韓非的著作，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重要典籍，也是“百家爭鳴”高潮中的一部學術巨著。今傳《韓非子》五十五篇，基本上是韓非自著。韓非（約前280-前233），《史記》本傳說他是韓國的“諸公子”（太子之外的王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同為荀卿弟子，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韓王安五年（前234），韓非出使秦國，被李斯、姚賈譖害，次年下獄而死。

    韓非繼承、總結了前輩法家慎到、吳起、商鞅、申不害等的理論和實踐，加上自己的創造和發展，形成了一套頗為完整的法家思想體系，為建立專制主義的皇室政權提供了理論根據，并在實踐上對我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秦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俄n非子》一書所反映的韓非法家思想，具有鮮明的特征：

    政治觀以“法”為中心

    在韓非之前，申不害強調“任術”，商鞅主張“明法”，慎到宣揚“乘勢”。韓非批判地繼承了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并且吸取了荀子和道家的某些理論，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結合“術”與“勢”的較為全面系統的法治思想。他在《定法》篇中指出，“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即商鞅）為法”，都是各執一端，“皆未盡善”，明確主張君主必須“法”與“術”并用。認為：“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難三》篇中也強調：“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難勢》篇中又提出：“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如此創造性地建立起一個以“法”為中心，有機結合“術”與“勢”的政治思想體系。必須指出，韓非所謂“法”，專指“法令”，即“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難三》）；又叫做“名”，據“名”而行賞罰，就叫“刑”，合稱“刑名法術之學”。所謂“術”，是指國君依據“法”來駕馭群臣的手段。所謂“勢”，即“權勢”，“乘勢”也就是掌握政權，這是“法”與“術”得以推行的前提條件。韓非的這種政治主張，強調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因而他的學說傳到秦國，秦王極其贊賞，甚至感嘆道：“嗟夫！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其政治主張被秦王成功地用于統一中國的實踐，對后世的影響，至為深遠。

    社會歷史觀反對復古、主張革新

    先秦諸子大多善于縱論古今，孔、孟好論“三代（夏、商、周）”，老、莊喜講“遠古”，都說明他們認識到了歷史是人類社會既往的運動發展過程。但他們大都貴古賤今，是古非今。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則不同。韓非也講歷史，卻繼承了前輩法家商鞅等人的思想，認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君書·更法》）。他在《五蠹》篇中明確提出古今有異，“不期修古，不法�？�，論世之事，因為之備”的觀點，即倡言不必遵行古制，效法常規，要研究社會實情，制定相應措施。、

    他不僅認識到了歷史的發展，而且反對盲目崇古，主張著眼于現實，立足于當今。指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并且“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因而他嘲笑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人“皆守株（待兔）之類也”（《五蠹》）。這種反對因循舊制，主張因時而變的思想，體現了改革舊制度的進取精神，無疑是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不過，韓非僅僅從社會物質財富的變化展開論證，雖較新穎，卻不免片面而有局限性。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這些觀點不失為通達古今的卓見。

    文藝觀重質輕文、崇實反虛

    韓非的文藝觀也集法家文藝觀之大成。其基本觀點是：重質樸輕文飾，重內容輕形式，重實用輕麗辭，重真實反虛華。這與孔子“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的主張顯然不同，而比較接近于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的觀點。韓非認為“美”的事物，無須加以文飾；靠人工文飾之“美”，原本不美。他說：“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后行者，其質不美也。”（《解老》）

    《韓非子》之文充分體現了韓非的文藝觀。其一大特點就是揭露實情，無所掩飾。例如《備內》篇論君主如何防備宮內篡位奪權，指出人與人之間都是利害關系，無論是否有“骨肉之親”，都“無可信者”。這就無情地撕開了覆蓋在人際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將丑惡、骯臟的實質揭露無遺。在《八奸》篇中，他專論內奸篡權的危險和手段，指出“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術”，即“同床”、“在旁”、“父兄”、“養殃”、“民萌”、“流行”、“威強”、“四方”，并分別加以論析，認為“凡此八者”，都是導致臣子奸謀成功，世主遭受蒙蔽、挾持而喪失權勢的原因，告誡君主“不可不察焉”。對于各種奸謀，也是寫得淋漓盡致。

    史載韓非口吃，其為人不善言談而善著述，窘于人際交往而長于冷靜觀察現實生活，總結歷史經驗，貫通古今，深謀遠慮。因而他的文章具有高度的總結性、非凡的深刻性和凌厲的攻擊性，既細致、透徹，又鋒銳、犀利，不同于《論語》的雍容和順、娓娓而談，也不同于《孟子》的氣勢浩然、滔滔雄辯，更不同于《莊子》的汪洋恣肆和縱橫家的夸說浮辭。可以說，韓非的思想、氣質、性格、為人和他的文章是融為一體的。所謂“文如其人”，未必人人如此，但對韓非來說，確能得到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