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鄭州人，治水在嵩山——鄭州人這樣堅持。鄭州能拿出什么證據呢？依據世界文明史認定的標準——城市形態、文字記載、金屬冶煉等標準和鄭州、洛陽等地的考古發現，學術界基本確定，夏代是我國古代文明的源頭。但是，這源頭是從什么地方開啟的呢？夏代開國君主是大禹，但也有主張他兒子啟的，因為啟改變了原始社會由不同血緣集團間輪流執政的“禪讓制”，變成父子間的“家族繼承制”，導致部族聯盟的解體和新型王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奴隸制國家的出現。那么，夏部族生活的區域在哪里呢？因治水不利被處死的鯀是啟的祖父，《史記·夏本紀》索隱引《連山易》云:“鯀封于崇。”崇，即中岳嵩山，就在鄭州轄地登封市境內。啟的父親大禹所居之地有“禹居陽城”的記載，陽城，有山西說，河南潁川說，更有鄭州登封王城崗說，而《世本》、《竹書紀年》等古籍和考古發現都比較支持王城崗說。無論怎么爭論，有一點學者可以達成共識，那就是，夏代活動的中心區域是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潁水流域。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文明是從鄭州流淌開來的。繼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后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現在的重點試掘點3/4在鄭州市所轄地域，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鄭州不僅保有5000年燦爛文明的印記，鄭州還哺育了代代風流人物。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炎黃二帝開啟文明，大禹治水人民安居樂業的故事在這里世代流傳，人民年年拜祭;管仲、列子的哲學，子產、韓非、許衡、高拱的政績，杜甫、白居易、李商隱的美妙詩文，李誡的建筑專著《營造法式》，無一不是中華文明值得榮耀的精神遺產。此外，鄭州還擁有20多個祖根姓氏，其中鄭、王、馮、韓、許、何、方、郭、高、夏十大姓氏，血脈源遠流長。

　　一周的采訪結束，在離開鄭州的時候，作為觀察者，我們有一個心愿，就是政府正在實施的商城保護計劃，能否注意一個技術細節，即做“原真性”展示。千萬不要做假古董，千萬不要改造和恢復破敗的遺址。關于這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白云翔也有過類似提醒:“我們在規劃鄭州商城保護方案的時候，要把城市的歷史淵源表現出來。正確處理好保護與展示的關系，保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利用，但不能為了展示進行破壞。我們要進行原真性的展示，圖像也好，模型也好，對其進行簡明地闡釋。”-

　　青銅鼎——國之重器的故事

　　因為在夏和早商時鼎的鑄造不容易，所以成為最高權力的象征物。所謂“窖藏”青銅器，據說是在國家祭祀后埋下。這種只有王室在當時才可使用的重器，用于敬鬼神。

　　傳說大禹初創夏朝，把天下劃為九州，然后命九州長官向中央提供銅礦，由朝廷集中在王都陽城鑄造九鼎。有一個典故說，公元606年楚莊王帶兵經過洛陽，他問東周王朝的大臣“九鼎有多大？”大臣勸告他:“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問鼎，就有點想把天下攬為己有的意思。所以，每有王朝更替，都會以奪取前朝的鼎為標志，“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商人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戍。祀就是祭祀，所用器具以青銅鼎為代表。鄭州發現的3個青銅鼎窖藏坑，安置有序，顯然是有意埋藏。出土的商代青銅鼎多以饕餮紋、夔龍紋、夔鳳紋裝飾，這種視覺沖擊正是營造王權與神權威懾力的需要。“青銅恐怖”到東周以后終被打破，這就是“雄美”之器——蓮鶴方壺的出現。兩尊蓮鶴方壺出土于新鄭，鄭國和韓國在此建都前后長達500多年。這是西周王朝建立起來的禮制逐漸走向“禮崩樂壞”的階段。這壺通高1.62米，口寬0.54米，重64.28公斤。制作非常精美，以盛開的蓮瓣和振翅的仙鶴，展現出昂然生機。

　　禮的主旨是貴賤有別，長幼有序，有完備的制度。祭祀用禮器，規定天子用9鼎、諸侯用7鼎，大夫用5鼎。既不能錯，更不能僭越。祭祀時用的樂器，用哪幾種，用多少件，奏什么音樂，跳什么舞，也都有嚴格規定。到春秋戰國時代，禮樂制度悄然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從鄭韓故城的窖藏坑便能窺見一斑。

　　在發掘鄭國王室墓葬的禮器時，考古人員發現，竟出現了天子才能享有的配置——9鼎8簋，此外，樂器的使用也有僭越。王室僭越了天子的特權，正是“禮崩樂壞”的一個實例。與古文獻中鄭王有篡位企圖的記載十分吻合。不僅如此，普通貴族墓里也發現類似陪葬品，有的坑是7鼎6簋，有的坑是6鼎4簋，還有的坑是上下兩層疊放的20件編鐘。

    迷失在鄭州的古與新之間

　　據說，1000年的歷史堆積物就會有4米厚，而鄭州在3600年的歷史中，堆積的故事卻大多留在典籍里，無數的故事已經失去細節。

　　主筆◎舒可文
 
　　100年的火車站

　　1896年，盛宣懷以四品堂候補奉命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并有專折奏事的特權，是他力主先修盧漢鐵路，并要鐵路必經鄭州到武漢。皇上準奏。1904年，鄭州火車站建成，1906年溝通南北的盧漢鐵路全線通車，后改稱京漢鐵路。1908年，橫貫東西的隴海鐵路通車，兩條鐵路在鄭州交匯，因為兩條鐵路分屬兩個公司，所以各有各的車站，在京漢鐵路鄭州火車站北面又建成隴海鐵路火車站，兩站中間有天橋相連。

　　兩大鐵路在這里交匯使鄭州成為整個中國的一大交通樞紐。這雖是近代洋務之舉，但鄭州人可以將這一項地方功能遠追到戰國時代——戰國商人弦高路遇企圖偷襲鄭國秦軍，詐稱鄭國公讓他來慰勞秦軍，使秦國退兵。這個故事被拿來做旁證說明鄭州從來是商運和行軍的交通要地。

　　“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當時的河南巡撫兩次上書朝廷，要求開埠，1908年朝廷準奏，鄭州為商埠。火車站建在鄭州老城的西門外，當年從車站通往老城區的一條馬路繁榮起來，1927年，馮玉祥在河南督軍時，下令改名為大同路，取世界大同之意。1928年，馮玉祥任河南省主席，改鄭縣為鄭州市，他從老城墻上拆下700萬塊城磚，鋪裝了大同路，修建了德化街，圍繞這兩條與車站相連的大街上的飯店、餐館、戲園子、教堂，讓這個沉悶了幾千年的地方有了現代氣息。在20年代中國時髦的《旅行雜志》上，為其采稿的旅行家們已經把鄭州稱為華北大都會。

　　二七塔

　　清末鄭州還是一個只有10萬人口的鄭縣，鐵路開通后，帶來的鐵路工人移民，在后來也成為鄭州的重要居民，不久前“社會人”還是鄭州的一種人群稱謂，它的所指是在鐵路系統之外的人，以對應“鐵路人”。今天鄭州的中心，二七廣場，更是鐵路故事的一個標志性情節。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人罷工的策動地點就發生鄭州長春路上的一個叫做普樂園的戲園子里，1923年中國鐵路總工會在這里成立，隨后遭到吳佩孚鎮壓，罷工領袖汪勝友、司文德的頭顱在長春橋頭的電線桿上懸掛了7天。慘案發生28年后的1951年，出賣罷工領袖的叛徒在這個地點被新中國政府處決。為紀念這場罷工運動，在這里辟出了二七廣場，長春橋向北延伸的長春路改名為二七路。長春路東面的普樂園舊址，建起了二七紀念堂。廣場的中間立一個尖頂木制的二七紀念塔。1971年由當時下放滎陽的建筑師林樂義重新設計建造，有一段時間它是鄭州的鐘樓，一小時播放一次《東方紅》。80年代后，各路商隊聚集二七廣場，現在它已經成為鄭州城市的地標建筑，鄭州人經常會改稱這個地方為二七商圈了。

　　在談論二七塔時，鄭州人大多會流露出為這個新塔驕傲的語氣，因為原來的木塔經風吹雨淋過于破舊，而現在的塔光鮮高大，雖然和周圍的商廈比起來已經大不如前。但是在采訪鄭州古都學會理事趙富海時，他說那個塔是為鄭州第一次騾馬交易會而立的宣傳塔，因為地處此地而俗稱二七塔。1971年重建時趙富海正在當時的革委會工作，他的記憶是:“那個夏天，木塔被大風刮倒了，鄭州市革命委員會重新建了現在這個七層雙塔，寓意二七。”然而，這個情節似乎只被他作為個人記憶，在他為老鄭州寫的書里并沒有照此敘述。在火車站重建時也有類似被丟失的情節，馮玉祥曾經在當年的兩個老車站中間立了一座“北伐戰士紀念碑”，1954年，火車站重新改建，兩個車站合并為一個，成為當年中國十大火車站之一，馮玉祥題字的紀念碑被拆除，1990年這個車站又經再次改建，老碑則以“不見了”為最后答案。

　　韓維周

　　3600年的商城是鄭州為自己樹立的新旗幟。在商城的發現過程中，韓維周是個關鍵人物。幾乎無一例外的，在所有關于商城發現的文字中都有“小學教師、業余考古愛好者”韓維周的“偶然發現”的記錄。當我們仔細翻檢他的事跡時，找到1995年的一張《河洛文化報》，有中國考古學會會員、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廖永民的一文回憶:韓維周并非等閑之輩，他在20年代就讀于河南國學專修館，畢業后就參加了設在開封的河南古跡研究會，專事考古。1938年日軍攻陷開封，研究會潰散，韓維周返回家鄉貢義，做了小學教師，解放后調到鄭州一個小學任教。課余時間，他還是傾心于考古，他總是在破舊的城垣周圍“散步”，就是在這種散步中在鄭州二里崗發現了一些古陶片、石器。當時他初步推測這些陶片應是商代遺存，事關重大，他立即向省文化部門匯報，請求深入調查。經試掘、研究，確證這是商代文化遺存，由此確立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的二里崗文化發現。韓維周因此契機被調到當時的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即現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廖永民回憶:中國的近代考古學開始于20年代，韓維周應該算是中國考古學開創初期的前輩之一員。安金槐先生也有文提到韓維周最早供職的河南古跡研究會，他說，那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團體。1932年2月8日成立。當時，由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省有關單位,在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問題上發生爭議,經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協商，合組該會負責河南地區的考古工作。……該會的主要人員還有董作賓、劉、石璋如、趙青芳、韓維周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研究會的工作宣告結束”。

　　韓維周后來的命運則是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遣返回鄉勞動改造，當時報紙上給他定名為“冒牌考古學家”，可想其處境艱難。他的兒子韓其逸說起這一段生活自是不堪回首，對考古學家變成“愛好者”這一身份改變的疑問，他回答說:到了1958年，與韓維周一起工作的考古學家裴明相先生在寫鄭州二里崗考古報告時，堅持尊重事實要寫上韓維周的名字，但又恐其右派身份而有妨礙，就委曲求全地冠之以“小學教師”的幌子，他的功勞才得以記錄下來。韓維周回鄉之后的生活，困苦窘迫，1961年1月饑病而死。兩個月之后，鄭州商城被國家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起來，80年代韓維周的“右派”帽子被摘掉，現在“小學教師”的名分卻越做越實。

　　魏家大院與金水河

　　鄭州雖然有3600年的歷史，除了那一沉悶無語的古老城垣，基本找不到稍有年代的建筑，它和中國所有的城市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要說百年建筑，50年代的民居也不多了。1995年，在大規模拆建中，一清華教授來鄭州尋一處可保存的民居作為標本，結果是無功而返。文物局的于先生和趙富海都記得，2000年在拆遷中發現保存基本完好的魏家大院，它是老作家魏巍的故居，文物部門企圖把它保留下來，但經多方求救，也沒能如愿。

　　不像陸文夫在蘇州人人皆知，他寫了那么多符合蘇州情調的文字，魏巍在鄭州遠沒有那么大的名氣，似乎不僅因為他的寫作與鄭州地域文化無關，可能更因為鄭州列子、子產這樣的千古傳奇，還有馮玉祥這樣的風云英雄。

　　鄭州市內有一條泥河，也叫金水河，古時它是鄭國管城的外河。春秋末期子產在鄭國為相，正當“王綱解紐”、“禮崩樂壞”的混亂時代，清人王源說:“子產當國，內則制服強宗，外則接應大國，二者乃其治國大端，……子產為春秋第一人。”《史記·鄭世家》記：“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因為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鄭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產死，家無余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婦人舍珠玉，金銀財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國人悉輦以沉之河，河因名金水”。清代“金水晴波”還是鄭州八景之一。1941年時修改了金水河道，1988年沿河修了濱河公園。

　　《左傳》記，子產死的時候，孔子感嘆稱“古之遺愛也”。在鄭州東大街，原來有宋代修建的子產祠，也稱遺愛祠，清人有題詩:“鄭跡多淪沒，猶存遺愛祠。”自民國始在此設為小學校。雖然子產祠早就被毀，很多50歲以上的人都說他們年輕時還看到過子產碑，現在我找到那里時當然也沒有問出它的去向。子產的事跡從陳舊的典籍中搜尋出來，但卻沒有了憑吊的去處，只是那條并沒有給鄭州帶來多少福氣的泥河又可以叫金水河了。

　　碧沙崗

　　鄭州西郊的碧沙崗公園，老鄭州人稱之為“老馮義地”。1928年馮玉祥撥款20萬元，在鄭州西郊擇地建造陵園，安葬北伐戰爭中的陣亡將士。這個地方原來是一片叫白沙崗的荒地，陵園建成改名碧沙崗。張恨水曾經寫過一個《碧沙崗游記》，碧沙崗原貌為“進門是一條很寬的人行路，穿過一架如船篷式的葡萄架，長約十尺，這點很有意思。南行，有一道池子，池上架有石橋，迎面一架東西，擋住了眼簾，便是紀念塔了。塔前三角式，建有三個亭子，用花木陪襯著。若是在中國文人腦筋里，必定題上大招、千秋等等名字。馮將軍腦筋里，如何會放進這一套，所以這三個亭子的名字，是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亭后，有一個紀念堂。穿過這個堂，后面就是陣亡將士的靈堂了，里面供了無數牌位”。

　　“碧沙崗”在1956年改為公園，那些靈堂牌位現在已經見不到了，北大門在“文革”中被拆毀，現在的樣式比原來的寬大，門口兩側有石獅子，氣派了一些，但少了沉靜和那份肅穆。鄭州市規劃局的副總規劃師陳玉章住在相鄰的政府宿舍樓里，作為參加了鄭州規劃的專業人士，他說當年“把那個大門一改，卸下來以后好多磚頭瓦塊沒地方放，在現在那個大門那里，挖了一個坑，就都填里頭了，連‘碧血丹心’的碑也填埋進去了”。后來在1991年有聶榮臻題字重新立了一個紀念碑。80年代起，圍繞陵園的三面都蓋上了小房子，小飯店、舞廳、照相館、廣告公司，五行八作，把陵園圍得面目全非，好在現在的陵園外圍已經清理得整潔安靜。而原來鑲在大門正中間有馮玉祥手書石匾“碧沙崗”的標志，被放在陵園內一個類似庫房的地方，落滿塵土。這是文化局一位職員私下里說的話，依然不敢當真。

　　鄭州城隍

　　在鄭州有一個不同別處的規矩，城隍廟、文廟等文化場所對市民一律免收門票。這個城市樹立起新的文化旗幟后，城隍廟的老建筑得到維護，又補建了一部分。

　　鄭州的城隍是紀信，這是鄭州人崇尚的又一個大義之人。當年楚漢相爭時，項羽圍困滎陽城，城中斷糧，將軍紀信請命“是急矣，臣請誑出，可以間出”。紀信假扮劉邦，出東門投降，劉邦乘機帶人從西門逃跑。項羽被騙，舉火燒死了紀信。這個故事的發生地在鄭州轄內的古滎鎮，他的尸骨被葬下后，這個地方就有了一個紀公廟，這自然是劉邦取天下之后的紀念之舉了。

　　鄭州的城隍廟據說就建于洪武年間，現存的建筑是明弘治年間重建，但早已破敗成一個小廟，1986年有一次大整修。現在雖然油漆瓦亮新鮮，廟內院子的老槐樹下時有國學講座，樹上長期掛著“國學公益講堂”的招牌，鄭州大學的學生也在這里上古建筑的課，老師講解，學生丈量繪圖。它似乎已經是傳播傳統文化的一個處所。

　　鄭州商都的論證成立，似乎提醒了鄭州人自己身處偉大的歷史遺產之中。和城隍廟一樣被邊緣化的文廟，現在也在復建中，但是僅僅在十幾年前的80年代，為了鋪設紫荊山路把珍貴的商城南城墻貿然截斷，而且當時居然是國家文物局批準的。

　　傳統與遺棄

　　既然鄭州有如此久遠的歷史，為什么沒有保護古物的傳統？追究原因，趙富海分析原因之一是，鄭州在歷史上長時間都隸屬別的城市。鐵路開通之前的鄭州只是一個破舊的小縣，之前，它的所屬幾經變遷。文獻上記載的戰國、秦朝及漢初的“管縣”和以后隋、唐時期的“管城縣”、“鄭州”與民國時期的“鄭縣”等城，都是指這個在漢代縮小了的城址。鄭州商城的輝煌可以推想，到了商朝仲丁年間，它作為都城被放棄了。周朝又被封為管城，到戰國鄭武公的時候建新鄭，管城屬新鄭，春秋時屬于韓國，秦朝時，先歸屬新鄭，后屬中牟。一直到隋朝開皇三年，實行縣州制，改滎州為鄭州，它才第一次有了鄭州這個名字。宋熙寧五年，降為縣，隸屬開封府。南宋朝廷南遷，政治、經濟的中心也隨朝廷而沿長江展開，鄭地普遍開始衰敗。金代時屬南京路，元代時屬汴梁路，明代時屬開封府。清朝時的鄭縣，又歸屬滎陽。清朝光緒年間曾升為直隸州，到1913年又降為鄭縣。1928年升為市，1931年又撤銷。歷史上起伏不定的行政地位，一直沒有給鄭州持續發展的真正機會，雖然自隋之后，歷代都有加固城墻的工程，但也只是修修補補。如果說這是古代遺存不多的原因，那么鐵路興建之后的老鄭州建筑則基本毀在抗戰時期日本飛機在1938年和1942年兩次大規模轟炸之中。1928年的城市規劃中，規劃人口應達18萬，可是在解放初，鄭州人口才只有16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