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駐鄭州領事館內的地下監獄示意圖
 

  鄭州記憶之“諜影重重的日本領事館”系列之二

  □記者 朱金中 文 李康 圖

  引子

  PREFACE

  站在日本駐鄭州領事館舊址前，這兩幢青灰色的小樓雖然與周圍現代化的高樓不甚協調，但也不算太惹眼。兩幢小樓整個結構若碉堡，看上去非常堅固。誰能想得到，這座當年打著外交幌子的樓房里，又隱藏著哪些秘密呢？

  根據資料記載，那時候領事館白天基本不開門，二樓陽臺上有日本兵站崗。到了晚上，小樓里燈火通明，常有日本人帶著花枝招展的年輕女人進進出出。

  在領事館舊址維修期間，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員劉東亞找到一份名單。從劉東亞出示的這份復制名單上，記者看到，這些名字帶有“琴”、“紅”、“蘭”、“香”、“芳”、“花”、“云”、“英”、“珍”、“春”、“鳳”等字，總共50個，年齡最大的21歲，最小的才15歲。從她們居住的地址看，分別是“新春里街8號、19號、22號”,“新里街14號、8號、甲5號、7號、9號”,“瑞祥巷2號”,“三興里9號、7號”等。劉東亞說，如今，這些街道名稱已不存在，根據鄭州市民政局地名辦提供的信息，三興里在今天的鄭州市東起西一街，西至銘功路；瑞祥巷位于東起二七路，西至西一街；新春里街和新里街大致在老墳崗一帶。

  對于這些女人的身份，劉東亞認為很有可能是日本人控制的慰安婦，但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禮先生認為也有別的可能，“沒有足夠證據不能妄下結論”。

  除了中國女人名單，劉東亞還發現了隱藏在領事館樓下的一處秘密地牢。

  “你看，這個地牢修得像迷宮一樣，不知道在這里干了多少罪惡勾當。”劉東亞拿出他按照洞穴原始結構繪出的圖紙，向記者講述了他的所見。此洞高1.8米，寬0.5米，里面曲折迂回，縱橫交錯，若無照明工具，很難進出。越過5米深的踏步(通訊井里的一種物品，用于人下到井口里面去——編者注)進入洞內，一個約8平方米的獄室呈現在眼前，墻壁上還遺留著懸掛刑具的釘子。據說工人曾在該室發現過一副日軍制式手銬。獄室頂部覆蓋著厚約４米的鋼筋水泥。從該室南端向東下坡延伸，到達13米深的第二個層面，這里有四五個小房間，每個約2.6平方米，這是地牢的核心部位。經過清理，從地牢里搜出不少煙盒、藥瓶等物品。

  蔣介石答應設立領事館

  日本于1931年2月在鄭設立領事館，“九一八事變”使鄭州掀起了強大的抗日浪潮，日本領事館被迫撤離鄭州，直到1936年1月才在鄭州市東三馬路西段再度開館，這是日本在中原腹地建立的唯一外交機構。鄭州在當時只是縣級建制，地位遠不及省會開封，也不及古城洛陽，日本之所以在此建立領事館，是因為鄭州重要的戰略地位，正如日特檔案中所說，“鄭州為平漢、隴海之交點，可稱為重地……”日本在此建領事館，有其重要的政治、軍事目的。 

  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在鄭州開設領事館的過程才非常曲折。

  20世紀初，隨著京漢鐵路、隴海鐵路在此交會貫通，使鄭州這個不知名的小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趨勢，尤其是以棉花為主的交易活動最為繁盛。

  日本商界先行滲透，試圖以借款的方式打開鄭州的門戶。

  1919年8月，在各地爭相要求本地自開通商口岸，以招商引資、增加經濟收入的背景下，鄭州縣知事王光弟也以鄭州地處京漢、隴海兩路交點，商務日盛為由，向北洋政府要求將鄭州辟為商埠。1922年3月，北洋政府批準，大總統徐世昌任命河南省省長張鳳臺兼任督辦鄭州商埠事宜。日本方面對鄭州開埠事件極為關注，商界更是聞風而至。很快，日本商界利用各種手段，避開政府規定，在鄭州開辦洋行，從而實現了在中原地區設置據點的企圖。

  但經濟先行并沒有帶來政治跟進，雖然從北洋政府時期日本人就在鄭州開辦了洋行，但開設領事館的目的始終沒有達到。

  不論是早期的河南省省長張鳳臺還是后來統治河南的軍閥吳佩孚，都對領事館一事說“不”。

  1927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軍與馮玉祥所部在鄭州、開封會師。之后，馮玉祥出任河南省主席。馮玉祥決定設立鄭州市，并組織了市政籌備處。其間，鄭州地區商業活動一直比較活躍。國內報刊上關于鄭州地區的各種報道經常出現，也表明了人們對于鄭州這個商貿之地的重視。

  此時，已經憑借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沿海、長江沿岸地區獲得巨大經濟、政治利益的日本商界聞風而至，在鄭州開設洋行，推銷商品、收購貨物、承攬工程，采取各種手段打入鄭州市場，并以此為基礎，對河南以及西北各省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擴張。不過馮玉祥始終對日本人很警惕，他曾對日本記者說：“對日本極希望早日取消不平等條約，使中日邦交日進親善……唯吾所希望于日本國民者，不要心懷仇視，日圖侵略。”盡管日本方面與馮玉祥多次接觸，但日本人擴大或增加在河南的權益始終沒有絲毫進展。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的親信劉峙擔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由于南京政府里親日派非�；钴S，日本方面就利用各種關系，希望能在中原腹地設立領事館，作為將來侵華的戰略據點。

  當南京政府提出在臺北（當時中國臺灣尚在日本統治之下）、臺南增設領事館的外交事宜后，日本政府提出所謂的“外交相互主義”，要在中國的鄭州等三地增設領事館。南京政府認為“日本僑民在鄭州出入者眾多，設立領事館尚無窒礙”，欣然應允——其他兩處由于各種原因，雙方沒有協商成。第二年，中日雙方同意，南京政府在臺北設立領事館，日本在鄭州設立領事館。

  消息傳出后，激起了全國有志之士的憤怒，因為鄭州已經成為山西、陜西、河南數省主要棉花集散地，是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紡織業重要的原料來源地。倘若增設日本領事館，勢必使日商此前的競價爭購氣焰更加囂張，助長其對華經濟侵略政策的實施。國內工商業人士紛紛通電抗議，但南京政府對此置若罔聞，1931年2月，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介石以第727號國民政府令予以批準。日本駐漢口領事館隨即派人到鄭州籌備建館事宜。

  “九一八”后

  日本首度閉館

  日本駐鄭州領事館的設立，確實鼓勵了日商在鄭州擴大經營和日人的游歷活動，但事情很快起了變化。

  1931年9月18日，“沈陽事變”爆發，隨即東北大片國土淪喪，中日關系驟然間變得異常緊張。

  日本駐鄭州領事館和日信洋行指使其中國雇員、夫役對抗日活動秘密調查的事情被曝光后，引起了鄭州人民的憤怒。

  10月3日，日本領事館門前貼出了一張傳單，是寫給鄭州日本領事館暨日信洋行中國職員、夫役的，內容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派兵侵占我東三省，殘殺我國人民。此等奇恥大辱，同人等非涼血動物，亦抱有五分鐘熱度，敵愾同仇。無奈同人等，因為日本人薪水甚優，一時難舍去，更以同人等老母妻妾，均與日本人情義密切，不令作反日運動……”顯然，這是鄭州民眾逼迫這些人“聯袂辭去，作人格上之完璧”的義憤所為。

  10月4日，鄭州對日經濟絕交會召集全城商界召開萬人大會，決定組織商團，要求政府堅決對買賣日貨者處極刑等，當日全城下半旗，休業半日以示決心。

  鑒于中國人民的反日怒潮，10月6日，日本內閣決定，在華全部日僑向上海及漢口集中，置于其海軍易于保護之處。此后，在鄭州的三井、日信及其他日商及僑民連同領事館全體成員共計20人離開鄭州，一部分南下武漢，一部分東行，由開封、商丘、徐州經青島回國。

  “一二·八”事變以后，由于南京政府曾經一度遷都洛陽，河南省內包括鄭州城內，基本上沒有日本人的蹤影，日本的經濟勢力和外交勢力基本在河南絕跡。（原標題： 鄭州記憶之“諜影重重的日本領事館”系列之二 開館過程異常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