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公元前190年，西漢的皇帝漢惠帝劉盈解除了秦朝對于書籍的禁令，為書籍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證。到到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很多過去被禁止的書籍才開始在民間流通。漢武帝在位時，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國家的藏書積如丘山。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這四個皇帝繼續奉行漢武帝推行的以儒學為一尊的文治政策，進一步完善了政府對于書籍的典藏工作。為了統一保管和檢索國家的藏書，公元前26年，漢成帝命令劉向帶領一些知識分子做校書工作，劉向校書19年后死去，他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終于編成了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國家藏書的目錄學術著作《七略》�！镀呗浴芬粫�真實反映了西漢的書籍之盛，它著錄的書籍分為6大類、38種、603家，共13219卷。書籍經過秦火焚毀、項羽再次焚毀之后，經西漢上百年的搜集，又能如此之盛，實在是了不起的。同時，經劉向父子校寫的新本書籍，也被統一存放在漢王朝的國家圖書館“天祿閣”中。

    公元8年，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不久，農民大起義爆發。公元24年，赤眉軍與更始軍在長安激戰，漢朝的宮室被焚，使得“禮、樂分崩，典文殘落。”《文獻通考》中說：“王莽之亂，焚燒（書籍）無遺。”西漢上百年對于書籍的辛苦經營，幾乎全被焚毀。

    東漢光武帝劉秀極為重視藏書工作。《后漢書》上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術闕文，補綴漏遺。”在劉秀的號召下，王莽之亂時攜帶圖書隱匿林野的學者“莫不抱負典策，云會京師。”公元25年，劉秀遷都洛陽，當時，“經牒秘書”這些書籍裝滿了兩千余輛車。后來，漢明帝、漢章帝等東漢皇帝繼續征集遺落民間的書籍，東漢的國家藏書最盛時“書增三倍，以其數計之，當為六千余乘。”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公元190年，董卓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臨行前，董卓縱兵大肆燒掠，書籍再次慘遭厄運，“典策文章，競共剖散。”董卓的士兵把用絹帛抄寫的圖書拆開，大的粘連起來，做成車的帷幔和頂蓋，小的則制成口袋。運抵長安的書籍，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的部將李傕和郭汜對長安進行屠城，隨后，又在城中混戰，使得“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當時東漢政府的藏書，慘遭焚毀。王吳軍（原標題：文史雜談 古代書籍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