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陳子展教授在評價早期的甲骨學家的時候寫下“堂堂堂堂，郭董羅王”的名句，這一概括已為學界所廣泛接受。郭董羅王，即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羅振玉（雪堂）和王國維（觀堂）。因為他們的名號都有一個"堂"字，便有了"甲骨四堂"之說。的確，他們四人在早期的甲骨學研究中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羅振玉

    羅振玉（1866年——1940年）中國近代金石學家、文物收藏家。字叔蘊，號雪堂。浙江上虞人。壬午(1882)、戊子(1888)兩次鄉試不中，自此潛心治學。中日甲午戰爭后，留意新學，與蔣伯斧等人在上海合辦學農社及《農學報》，又創設東文學社，翻譯介紹日本和歐美農學著作，并協辦武昌農校、江楚編譯局、蘇州師范學堂等。1906年起，任學部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職。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遺民自居，僑居日本。1919年返國，逐漸參預清室的復辟活動，被溥儀任為南書房行走。偽滿洲國傀儡政權成立后，曾任偽監察院長及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

    羅振玉自幼喜愛研讀古籍，收集金石銘刻，終生不輟。因其對文物古董造詣深，掌握資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陸續被發現，以一家之力廣泛收集各類新發現的文物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研究，為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保存了可貴的資料，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羅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學研究方面取得主要進展的學者。1902年羅振玉第一次在劉鶚處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嘆為“漢以來若張(敬)、杜(林)、楊(雄)、許(慎)諸儒所不得見”之文字。他從1906年起收集甲骨，總數近2萬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

    他對甲骨學的重大貢獻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他不僅廣為收集甲骨，還著手調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探明了甲骨出土地是安陽小屯，而非其它地區，并派他的弟弟等親友長年駐守安陽從事收集，后來他曾親自到安陽小屯實地考察。1910年著《殷商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安陽小屯為殷墟，并正確地判明甲骨是“殷室王朝的遺物”。以后陸續將所見所藏編為《殷虛書契前編》(1912)、《殷虛書契菁華》(1914)、《殷虛書契后編》(1916)、《殷虛書契續編》(1933)四書，他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記》中商王名相比較，發現其大部分相同；1914年，羅振玉在王國維的協助下，出版了《殷墟書契》考釋，該書考定了帝王22，先妣14，人名78，地名193，文字485。甲骨文研究進入了“文字時期”。他在考釋文字的基礎上注意了對整條甲骨文卜辭的通讀；在考釋文字上，他提出“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釋字原則，主張考釋文字應注意卜辭辭句的通讀和分類，對一詞的考釋，必求其形聲義的符合。這些都給后來考釋古文字者以啟迪。 

  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1927年），是我國近代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世代清寒，幼年苦讀，為秀才。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棄絕科舉。1898年赴滬至改良派《時務報》充校對、書記。同時在東方學社半工半讀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得以結識主持人羅振玉，結下兩人終身依托關系。

    1901年，王國維得羅振玉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不久以病歸。后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于南通、江蘇師范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國維攜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其時，在研究甲骨文、金文、漢簡等。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圣明智大學教授，并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準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1924，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馳騁文史哲諸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于一身的學者，傳世之作達60余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時人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贊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而郭沫若先生則以他特有的浪漫的語匯評價他“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1927年6月，這位學術巨子在其50歲人生，學術生涯巔峰之際，卻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棄世。王國維死后，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給生者留下種種疑團，演繹出20世紀最有爭議、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案”。

    王國維對甲骨文研究最突出貢獻，是在甲骨文的文字考釋的基礎上，開始對甲骨文做為史料研究，他不僅在文字考釋方面做出了不少貢獻，而且對商周的禮制，都邑、地理等方面進行了研究，1917年，王國維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他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書，及《續考》，被譽為甲骨文發現19年來第一篇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科學論文。標志著甲骨文已由“文字時期”進入了史料時期。在這兩篇著名論文中，他考證甲骨文中出現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基本相同，這就證明了甲骨文乃殷之物，不僅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學術地位，也證明安陽小屯乃湮沒了三千多年的殷墟。他糾正了《史記》中記載的個別錯誤，證明了司馬遷的《史記》的確是一部信史。郭沫若曾評價說：“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他做學問的最大特點，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學與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對照歷史。     

董作賓畫像

    董作賓（1895--1963年），號堂彥，河南南陽人，是我國甲骨學和考古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殷墟科學發掘的開創人、甲骨學一代宗師。董作賓家境貧寒，曾輟學經商。1915年他從縣立師范講習所肄業留校任教。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師從王國維大師。后來，他先后在福建協和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1927年，蔡元培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決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董作賓對安陽小屯殷墟甲骨文出士發掘調查。1928年8月，董作賓乘上京漢鐵路火車，風風火火地趕到安陽。此時，董作賓大概沒有想到，他的這趟安陽之行，就把自己的命運與殷墟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一生從事甲骨文研究，正如他后來所說：“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鉆研而為余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他到安陽殷墟得出了“甲骨挖掘之確猶未盡”報告，沒有幾天，董作賓再次來到安陽，從此拉開了中國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對殷墟的科學發掘序幕。從1928年至1937年共進行十五次科學發掘，董作賓先后九次主持科學發掘，開創之功，功不可沒。由他發端的殷墟發掘，奠定了我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培養了一大批考古學專家。

    董作賓將殷墟科學發掘所得甲骨文輯為《殷墟文字甲編》和《殷墟文字乙編》。《甲編》收錄甲骨文3938片，《乙編》9105片，總計13043片，囊括了全部科學發掘所得甲骨文的精華。董作賓由于親自參加殷墟科學發掘的實踐，掌握第一手資料，使他在甲骨學研究上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他對甲骨學最大的貢獻，是創立了甲骨斷代學。甲骨文被王懿榮發現后。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它研究是我國歷史上哪一朝代的遺物？從甲骨文為商代晚期遺物確定以后，學者們才有可能思考每片甲骨屬于某王時代這一問題。也就是“分期斷代”問題。“分期斷代”，實際是對晚商二百七十三年進行分段。有關分期斷代一直存在多種看法，比如：陳夢家的“九期”、“三標準”，胡厚宣的“四期分法”等。

    1930年殷墟發掘現場 

   1933年他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一篇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名著，董作賓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將盤庚遷殷至紂王滅亡這二百七十三年間的殷墟甲骨文，分為五個不同時期。這五個不同時期，是用下述十項標準得出的：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

    這“十項標準”猶如一把鑰匙，為我們打開了看似是“渾沌”一團的十余萬片甲骨時代的大門，使其“各歸其主”，有條不紊的劃歸五個不同時期，隸屬八世十二王的名下。董作賓的“十標準”、“五期”分法，至今還是國內外甲骨學界和商史研究中所普遍使用和承認的基本方法。

    他知識淵博，廣泛涉獵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文學藝術等，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學術著作。董作賓重視對甲骨的描摹，抗戰期間，1938年在昆明龍頭村時，他對發掘出土的甲骨大量描摹，為日后書寫甲骨書法對聯打下了基礎。他的甲骨書法，為世界許多名家所收藏。

    1949年，董作賓到了臺灣以后，受聘為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后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由于離開了祖國大陸，離開了殷墟，困守孤島，晚年的董作賓對甲骨學的發展趨勢十分悲觀暗淡。

    郭沫若（1892年——1978年）字鼎堂。四川樂山縣人。郭沫若從1928年著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時開始，即注意分析甲骨文和金文資料。1928年6月，在日本東京的書店，他看到了王國維寫作的《殷墟書契考釋》，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沫若幾乎訪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實物資料。1929年8月，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在這以前，他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就已經收錄了他的《卜辭中之古代社會》一文。從此，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上了顛峰時代。幾經周折，他的另一部著作《卜辭通纂》(1933)也問世了。郭沫若從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前后。雖然起步較晚，但是起點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超過了前人。
 

    郭沫若

    郭沫若在20世紀30年代編撰的甲骨學著作，其主要貢獻是：根據商代社會歷史研究的需要，精選殷墟發掘以前出土的甲骨，按照一定的類別匯編成書，并進行簡明的考釋和適當的歸納，借以考察當時的生產狀況、社會關系和意識形態。從而把零散的甲骨文變為系統化的商史研究資料。

    1959年8月郭沫若來到了向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陽殷墟。

    1978年郭沫若為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開始陸續出版，這是甲骨學史上新的里程碑。

    《甲骨文合集》對甲骨文發現八十多年來已著錄和未著錄的十幾萬片甲骨材料進行系統的科學整理，廣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資料，分期分類，共收甲骨約41956片，編為十三冊，1978年至1982年陸續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統的資料。

    全部甲骨文字4500字，近100年來，經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等數十位甲骨文字學家的考釋詮解，人們已經認識了其中的1000多個甲骨文字，余下的3000多個字，難以突破，被稱為“天書”。近期徐州教育學院美術系副教授潘岳，出版了《三千未譯甲骨文集解》一書，自稱攻破3000甲骨文字。作者認為：全部甲骨文字都是卜辭，是殷商600年占卜文化的信息載體，是按陰陽相合的規律造出來的。《三千未譯甲骨文集解》依照作者獨創的邏輯理論，對每一個甲骨文字的直接關系和旁系屬性，均進行了考證和詮解，推斷出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不是殷商時代，而是神話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這就將中國有文字的歷史追溯到8000年前。那時中國還處于母系氏族社會時代，中國的甲骨文，特別是上古時代流傳的800多字，大多與女性相關，這在甲骨文的形、聲、義等各方面均有深刻的反映。殷人重陰，還保存著大量的母系氏族社會殘余，因而能釋讀并使用這些文字。如今，男性占社會絕對統治地位，人們的思維方式亦完全改變了，故而難于破譯。他痛感沿襲前賢之路已走不通，遂掉轉頭來，由甲骨文這一載體，探索中國母系氏族的社會生活與古代文明，遂豁然洞開，屢有收獲，乃至終獲成功。

    甲骨文書法藝術

    甲骨文具有應用和藝術的雙重性。甲骨文雖說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時期刻寫在龜骨，獸骨上記載占卜，祭祀等活動的古文字，但卻是成熟的形體兼備的文字，可稱上是書法。甲骨文奠定了中國書法藝術的基本形式，是書法藝術邁出的第一。因為甲骨文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三個基本要素：用筆，結字，章法。而此前的圖畫符步號并不全有這三種要素。如《祭祀狩獵涂朱牛骨刻辭》，商代武丁時期的作品，風格豪放，字形大小錯落，生動有致，各盡其態，富有變化而又自然瀟灑。不愧為甲骨文書法中的杰作。

    郭沫若先生在《殷契粹編》序言中說：“卜辭契于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年后人神往，文字作風因世而異，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洋，希乙之世，文成秀美，細者于方寸之片上刻字數十，壯者之一字之大，任可運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結構，回環照應，井井有條，因也向有草率魚就者，多見于廩辛康丁之世，雖然潦倒而多姿，上亦自成一格，凡此非精于其技者，絕不能為，何況用刀骨耶？……是知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文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

    祭祀狩獵涂朱牛骨刻辭

    甲骨文佳字，早期象形字較多，晚期形聲字增加，筆畫肥瘦相間，重心穩定，端正續密，橫豎筆畫平引，這個基本鉤字規律，形成了后世篆書系列文字的結體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