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功甫帖》真偽之爭沸沸揚揚，筆者注意到翁方綱先生的跋文中對此帖的考證，對比蘇軾尺牘以及宋代史料時，有一些疑問產生。筆者以為具體年代是否可以再商榷？
　　
    根據《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籍的記載，熙寧五年(1072年)，此時郭擔任武岡縣令，當時正從章惇在梅山開發邊疆地區。1073年郭以“與江東路家便差遣”的身份遭到貶謫，按宋史記載，是年郭當以殿中丞致仕，回到了家鄉當涂。蘇軾在1071-1074年終擔任杭州通判，杭州與當涂相近，與郭尺牘往來有之。翁方綱先生認為此帖當在熙寧四年或五年中，熙寧四年，1071年11月蘇軾初來杭州，無需與遠在武岡的郭“奉別”。熙寧六年(1073年)，蘇軾被差往潤州(今鎮江)參與救災賑饑。熙寧七年，即1074年蘇軾離任杭州去往徐州，根據孔凡禮先生的考證，郭于1074年左右其活動軌跡依然在當涂一帶，并于1074年春在桐城擔任縣令，因而此帖可能是蘇軾在熙寧七年(1074)年即將離任時，向郭祥正作別時所書，郭的身份此時是以殿中丞致仕，按翁方綱先生的考證，奉議郎正對應郭的品秩，似乎可確定書寫年代。
　　
    不過奉議郎是在元豐三年改制后才復而出現的官名，此散官于隋初設，唐沿用，宋初改為奉直郎。蘇軾在《江上帖》中有對友人“知縣朝奉閣下”的稱呼，朝奉亦是宋初由朝議郎所改，這表明蘇軾不會混淆改制前后的官秩稱呼。因此蘇軾對郭祥正的稱呼，“功甫奉議”表明此帖應是在元豐三年改制后所書。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湖州離當涂也較近，七月蘇軾因烏臺詩案上京，在牢獄中度過數月，元豐三年，即1080年正月即趕往黃州赴任。蘇軾于牢獄中自然沒有必要寄出這樣的信件。到元豐三年官制改革，殿中丞等四職為奉議郎所取代。1077年，郭祥正再次辭官，閑居當涂，于1081年重出擔任遠在福建的汀州通判，而在此數年期間，郭依然是致仕的身份。蘇軾極有可能是在1080年初赴黃州途中向依然在當涂的郭祥正作別而寄出此信，故有“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之語。在《蘇軾全集》中錄有《答虔倅俞括奉議書》一文，此文作于紹圣年間，距離元豐三年改制已過十余年，也可作為旁證。
　　
    此帖中較為罕見地出現了蘇軾以全名自稱的情況。這在《次辯才和尚韻詩帖》中，也可以看到“眉山蘇軾上”的字樣，郭祥正長蘇軾二歲，故告別之時，以此表示敬意，應為妥當。
　　
    根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中所載，《功甫帖》九字為：“蘇某謹奉別功甫奉議”，與蘇富比拍賣件有異。然而宋代尚未出現以某自稱的碑志尺牘，根據啟功先生在《鑒定書畫二三例》的考證，以米某自稱的《寶章待訪錄》款署米芾作品，以張某自稱的《汪氏報庵記》款署張即之作品，均為偽作。古人在編纂先人文集時常有避諱，故而有將名改為某字的現象，現在蘇富比拍賣件中的“蘇軾謹奉別”才是合理的。而《集錄》中所載翁氏跋文與此帖上跋文有所出入，如若作偽，何以在首尾稍作修改以至于與原文不同，且更加可讀？或為底稿與正文之異耳。
　　
    此帖共九字，寥寥數語，既不合宋人尺牘封緘之范式，又稍嫌太短，難以令人相信蘇軾以九字作尺牘致信，右下方一半印，上博研究員指為騎縫印，并認為此印暴露出蘇富比拍賣件摹自刻帖，實際這是裝裱后被遮擋故而殘存半，以此觀之，此件或者是在流傳中有所損毀，其他文字不幸消失也未可知。
　　
    以目前公布的圖片觀察，此件恐有嚴重的蟲蝕痕跡，已對墨跡部分構成損壞，觀察“奉議”的“議”字下部，有一圓洞，可見補墨痕跡，而蘇軾的“蘇”字上部也有疑似蟲蝕的圓洞，安不知是否有因為紙墨剝落而有的添墨行為呢？筆者認為此件的問題恐較為復雜，不能夠簡單對待。
　　
    此帖短短九字，能與蘇郭交游的歷史相吻合，帖子的真實性應是毫無疑問的，至于現在的墨跡本究竟是真跡還是摹本，還需對原件本身的觀察報告方能定奪。有待于上博公布研究報告以及蘇富比的鑒定結果解開大家的疑問。■(作者系書法研究者)方驥鴻【原標題：《功甫帖》及其年代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