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曲劇的誕生，就不能不提到河南曲劇的奠基人——朱萬明。

    這位被百姓們供奉為曲劇“圣人”， 雖然自幼酷愛曲劇，但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學(xué)習(xí)成長過程中，他將鼓子曲中的一些曲牌，略去過長的拖腔，變悠揚低沉的曲子為歡快跳躍的小調(diào)，并把從各地采集的不少民歌小調(diào)，融會吸收到曲劇的唱腔中，唱起來鏗鏘有力，歡快高昂，從而受到了觀眾的喜歡。為曲劇改造的《十八板連奏》，增添的《狀元過街》、《過街俏》等曲牌，比原曲更歡快活潑，妙趣橫生，引人入勝，倍受歡迎。

    1957年，武漢藝術(shù)劇院出國時曾演奏該曲，受到前蘇聯(lián)及歐洲國家的喜歡和歡迎。鑒于朱萬明先生在曲劇的誕生、改革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史上做作的特殊貢獻，在1956年舉辦的河南省首屆戲曲觀摩大會上，他和常香玉、陳素真、朱六來同時被授予榮譽獎，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田漢親自為他頒獎。

    朱萬明從民間汲取藝術(shù)營養(yǎng)，改革和創(chuàng)造曲牌的故事非常多。據(jù)傳，1925年朱萬明到漢口販賣土布，在漢江船上遇到一位北方口音的婦女，正在“唉呀，唉呀”地放聲大哭，邊哭邊訴說家鄉(xiāng)遭受災(zāi)荒，全家人快要被餓死的悲愴和哀婉，雖然悲戚卻韻味十足。朱萬明當時砰然心動，連忙把婦女哭叫的韻律記下，并結(jié)合已有的“漢江”曲牌，哼出了一種新曲牌，比原來的“漢江”更加悲愴、更有情韻，在后來的不斷哼唱和修改中形成了一種新的曲牌。為區(qū)別于已有的的曲牌“漢江”，這個曲牌被朱先生命名為“小漢江”。1929年，朱萬明、朱六來、關(guān)遇龍、朱天水等在南昌演唱，與南陽著名“曲子狀元”湯印候談話，在心與心交融和藝術(shù)的交流之后，就據(jù)此把洛陽曲子改名為洛陽小調(diào)曲子，稱南陽曲子為大調(diào)曲子。

    當年，為適應(yīng)踩蹺和登臺演出的需要，朱萬明與洛陽南郊大屯、王屯的一些“票友們”商議，要對曲劇的主奏樂器進行改造。他們參照越調(diào)和河南墜子的主奏樂器，以三弦為基礎(chǔ)，把三弦的板式共鳴改為六角形琴筒，上邊張上蟒皮或蛇皮以增大音量，又將供撥彈用的三根弦改為兩根弦，于是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新樂器——他和藝人們給他取名叫“墜胡”。墜胡因其琴桿長、琴筒大、發(fā)出的音量宏達，而且音色柔和，非常動聽，適應(yīng)了在廣場和舞臺上演出的需要。從此，墜胡被定為曲劇的主奏樂器。同時，朱萬明還和大家在曲劇伴奏上增加了七鐃八镲等打擊樂器，提高了伴奏效果，讓“小腔小調(diào)”的曲子戲陡然增添宏大的氣勢，拓展了曲子戲的表現(xiàn)力。

    在曲劇人才的培育上，朱萬明更是功彪千秋。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曲劇界許多成名人物多出于朱萬明先生的門下，或者直接受業(yè)于朱萬明先生，或者是朱萬明先生的再傳弟子。朱先生的第一批徒弟以許雷、劉寶才、樊大力、陳玉寶、王俊卿等為代表；第二批以尚須、畢懷、鄧老南為代表；第三批以洛陽大屯的朱六來、朱雙奇、伊川的朱天水、欒川的蘭輯五、汝陽的李久常、汝州的盧天德等為代表；第四批以汝州的陳萬鵬、李玉林、高有才、盛三、禹縣的李金波等為代表。朱先生直接培養(yǎng)的琴師以鐘國順、馬德山、朱二才等為代表，至于再傳弟子就不計其數(shù)了。被譽為中國“曲劇皇后”的張新芳，當年曾從師汝州籍的河南著名曲劇表演藝術(shù)家李玉林，并和老師一同在1956年河南首屆戲曲觀摩會演大會中獲得一等獎。“九歲紅，喊一腔，一下迷了九道崗”這是宛南、鄂北一帶流傳很廣的一句順口溜，這是對小成大器的張新芳的肯定和夸獎。1959年，中國著名作家田漢在觀看她演出的《陳三兩》后，緊緊握住她的雙手連聲說：“好，好，演得太好了，你感動了我！沒想到曲劇這么美，這么富有表達力，叫人忘不了！”50年代河南拍了兩部電影，一部是常香玉主演的《花木蘭》，一部是張新芳主演的《陳三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