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9日，中國古都學會在《2013年（開封）年會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中認為，根據(jù)古文獻記載和文化遺存，早在4000多年以前，開封就是人文始祖帶領(lǐng)部族生存活動的主要地區(qū)。公元前21世紀夏朝建立后，至第七位夏王杼時，將國都設在位居中原腹地的老丘（開封），歷時200余年之久，對推動中原地區(qū)的開發(fā)和夏王朝的興盛，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開封由原來的“七朝古都”被正式認定為“八朝古都”。
 
    自戰(zhàn)國時期至今，“老丘”就是中國史典和專家學者唯一公認的夏杼六王建都之地。歷史學家也一直將“老丘”遺址定位于古陳留，即開封一帶，沒有聽到不同意見爭論。因此，在中國古都學會2013年（開封）年會通過《宣言》時，除個別學者出于對開封的關(guān)心，提出希望開封進一步加強對夏杼王都老丘的文物勘探、遺址保護和歷史文化研究的建議外，也沒有對夏杼王都老丘遺址在開封提出異議。
 
    其實，對于由國內(nèi)各高等院校、社科和文化機構(gòu)自愿組成、在國內(nèi)外具有較大影響的全國性學術(shù)團體——中國古都學會來講，即便出現(xiàn)對開封夏杼王都老丘遺址存在不同意見的爭論，在學術(shù)上也是正常的。但是，這種情況沒有發(fā)生的原因，表明國內(nèi)專家學者對夏杼王都老丘遺址在開封的意見是較為一致的。
 
    令人意外地是，《宣言》正式發(fā)布之后，我們在網(wǎng)站上看到了袁曉彬先生發(fā)表的《開封榮升"八朝古都"：牽強附會，利益為上》的批評文章。文中對“開封依靠從文獻中提取的片段資料，來證明開封曾是夏朝都城"的情況提出了質(zhì)疑，認為無論從考古學還是文獻資料方面，夏朝的真實存在性都無法確認。開封"七朝古都"之名也只是在"六朝古都"的不同版本上"移花接木"而來,等等。
 
    袁文對中國歷史文化、中國古都文化的關(guān)心和直言，我們是欣賞的，但對其文中的不少論點、論據(jù)卻不敢恭維。因此，愿就上述問題與袁先生商榷，希望能通過交流達成一些共識。
 
    一、考古學實物的含義值得全面、科學理解
 
    袁先生在批評文章中，首先表示出對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成果的不滿，甚至根本不承認夏、商、周斷代工程關(guān)于夏朝存在的基本結(jié)論，認為：“按照考古學的標準，在有力的文物出土之前（如證明商朝存在的甲骨文)，學術(shù)上不承認夏朝的存在，夏朝的存在僅現(xiàn)于后人的記錄或者杜撰。”
 
    對于袁文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應該做具體分析。比如考古學的標準應該不應該僅僅以文物出土實物作為考古的唯一標準和依據(jù)？歷史傳承下來的書籍、古人研究的歷史成果、古代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等，應該不應該作為考古學的重要依據(jù)來對待？
 
    再比如，在商朝甲骨文發(fā)現(xiàn)和破解之前，不承認或者否定古人關(guān)于商朝文字或商朝存在的歷史，已經(jīng)被事實證明是錯誤做法。在有前車之鑒背景下，繼續(xù)在夏朝文字發(fā)現(xiàn)和破解之前，仍然采取不承認或者否定夏朝文字或夏朝存在的態(tài)度，是否可取？
 
    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是從有限向無限發(fā)展的，不可能一次或者幾次就完成對整個世界的認識過程。通過考古來認識和發(fā)現(xiàn)歷史也是同樣道理。因此，我們不能把古人已經(jīng)認識和記載的歷史研究成果，在目前自己還沒有能力發(fā)現(xiàn)和理解的情況下，一味地加以否定，甚至采取“只要我沒發(fā)現(xiàn)，就是事物不存在”的歷史唯心主義態(tài)度。不然，我們的考古學和歷史文化研究就失去了動力和希望，也不會取得由過去僅僅承認周朝存在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承認商朝存在的一大歷史進步。
 
    至于考古學，應該是根據(jù)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其中對于考古學“實物資料”的理解，也至少應該包含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
 
    一是指考古研究所得到的歷史知識,還可以引申為記述和傳承這種知識的歷史、或現(xiàn)代書籍；
 
    二是借以獲得這種知識的考古方法和技術(shù),包括搜集和保存的資料,審定和考證的資料,編排和整理資料的方法和技術(shù)；
 
    三是指理論性的研究和解釋,用以闡明包含在各種考古資料中的因果關(guān)系,論證存在于古代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客觀規(guī)律等。
 
    總之，考古學實物資料所包含的內(nèi)容應該是系統(tǒng)、完整和科學的。
 
    事實上，考古學的年代范圍包括史前時代、原史時代和歷史時代，即沒有文字記載的古代和有文字記載的古代。當然，歷史越古老，文字記載越少，考古學實物資料研究的重要性也越顯著。在這種情況下，要探明人類沒有文字記載史前時代的社會歷史，就必須在極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實物做憑證，這是客觀歷史現(xiàn)實造成無奈之舉。
 
    但是，在有文字傳承和記載的古代，把古人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歷史成果，包括歷史書籍作為考古學研究的重要依據(jù)，也是考古學實物資料和內(nèi)容憑證的應有之義。如果對古人考古研究的歷史成果一律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加以否定，恐怕背離了考古學的基本原則，自然也不可取。
 
    事實上，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jīng)對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的大致歷史階段做了基本結(jié)論，盡管其中的一些論據(jù)或結(jié)論還存在一些缺陷，但絕不完全是由“后人的記錄或者杜撰”而得來的結(jié)果，其中既包含著古人研究的歷史成果，更包含著當代人用現(xiàn)代科學方法研究歷史、文化、地理、天象、遺存等所得出的最新綜合研究成果在內(nèi)。
 
    我們沒有理由也不應該對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成果采取完全否定態(tài)度。相反，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中取得的不少成果，已經(jīng)在為后人深入研究、發(fā)掘華夏歷史文明及華夏象形文字方面，提供著動力支持和理論支撐。
 
    我們不贊成袁文對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結(jié)果所采取一概否定的態(tài)度。我們認為，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應該被當作一次重要的歷史文化探索、發(fā)掘、實踐總結(jié)過程來客觀對待。

    二、開封“七朝古都”是歷史傳承不是“移花接木”
 
    袁文在批評中國“夏朝的存在僅現(xiàn)于后人的記錄或者杜撰”的大前提下，也對開封歷史上探討和發(fā)掘古都歷史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歷史上早已形成的 “七朝古都”定論進行了抨擊，說：“事實上，開封‘七朝古都’之名也只是在‘六朝古都’的不同版本上‘移花接木’而來”。
 
    袁文認為：“開封‘六朝古都’之說，最早可追朔到明清之際的學者顧炎武之《歷代宅京記》。該書為我國第一部輯錄古代都城歷史資料的專書，在論述開封時，記載有五代梁、晉、漢、周、北宋和金六朝建都于開封的史事，而并沒有魏都大梁之載；另一部有關(guān)開封史事的地方史書，清人周城所撰的《宋東京考》則記述有魏都大梁，五代后梁都東都，后晉、后漢、后周、北宋都東京，卻找不到‘金都南京’的記載”。
 
    因此，袁文還認定：“編印于上世紀50年代的《開封市歷史沿革及名勝古跡述略》一書在記述開封為魏、五代梁晉漢周和北宋‘六朝古都’之后，又不忘補充到‘公元1161年 （應為1214年）金曾將國都遷都于此’。”甚至認為：“知名的歷史地理學界專家譚其驤院士為《中國七大古都》一書所作序中，在闡釋我國七大古都之一的開封建都時， 提到‘戰(zhàn)國時代魏及五代時的梁、晉、漢、周、北宋和金七朝建都開封’。從此，開封‘七朝古都’一說似成正統(tǒng)的權(quán)威的定論。”
 
    袁文上述觀點，給人的印象有兩點，一是開封原本是“六朝古都”，“七朝古都”是后人移接上去的，使他無法接受；二是對“七朝古都”中“魏都大梁” 和“金都南京”的存在，持有懷疑態(tài)度，因為這是“移花接木”的結(jié)果。
 
    他關(guān)于“開封原本是‘六朝古都’，‘七朝古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說法，我們是認可的。因為在中國東周敬王(?-前477年)前期，曾經(jīng)發(fā)生過國家史典遺失和歷史傳承斷代的不幸歷史，盡管夏商周時期王朝侯國多次在開封建都是一個客觀存在，但是卻很少有史典傳承下來。因此，傳承和弘揚開封古都歷史既需要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后人不斷地進行深入研究和不斷發(fā)掘。這其中就包括明清學者顧炎武、歷史地理學專家譚其驤的研究成果在內(nèi)。只要他們關(guān)于開封“七大古都”的研究成果是客觀、科學、符合開封歷史事實的，開封就應該予以認可、支持和采納，這才是尊重知識、尊重科學的應有態(tài)度，何過之有？
 
    因此，不應該成為袁先生批評開封將“六朝古都”變?yōu)?ldquo;七大古都”的理由。
 
    關(guān)于袁文“開封七朝古都之名為移花接木而來”的指責，我們查了字典中“移花接木”一詞，其含義大致是指把一種花木的枝條或嫩芽嫁接在另一種花木上，比喻暗中用手段更換人或事物來欺騙別人。按照這一含義來理解，袁先生大致是說：開封本來是六朝古都，不應該是七朝古都。因為七朝古都是開封暗中使用手段，從不屬于開封歷史的別處移接而來的名稱，是騙人的行為。
 
    如果這一理解不錯，那么，我們會認為袁先生這一比喻實在不當，其說法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對包括明清學者顧炎武、歷史地理學專家譚其驤研究開封古都歷史成果的否定。因為開封不僅從來沒有通過暗中“移花接木”，來否定顧炎武、譚其驤兩位大師的歷史研究成果，反而是公開承認和宣傳兩位大師對開封古都歷史研究成果所做出的積極貢獻，并對他們的研究成果存有敬重之情。
 
    因此，開封沒曾有過偷偷“移花”的行為，卻存在光明正大運用包括顧炎武、譚其驤在內(nèi)前人歷史研究成果，認定開封為“七朝古都”的事實，并且這一認定的事實已經(jīng)被世人所公認。倒是袁先生關(guān)于開封“七朝古都”“移花接木” 的表述，給人以不承認顧炎武、譚其驤研究開封古都歷史成果之“花”，是符合和針對開封“六朝古都”、“七朝古都”之“木”本意之疑。這種混亂的邏輯論證恐怕與兩位先生的初衷相背離，也讓看過袁先生文章的人哭笑不得。
 
    袁先生之所以有這樣思維和批評，大概仍來源于他對開封成為“魏都大梁”、“金都南京”事實的抵觸。事實上，無論公元前364年前后戰(zhàn)國時期的魏國，自山西夏縣魏都安邑向東遷徙開封所新建的“魏都大梁”，還是南宋時期的公元1161年金國廢帝完顏亮、公元1214年金國宣宗完顏珣，先后兩次自中都燕京向南遷徙建都都開封的“金都南京”（袁先生似乎不知道金國兩次遷都開封，把公元1161年完顏亮遷都開封糾正為“應為1214年”完顏珣遷都開封），國內(nèi)出版的許多史典中均有記載，也是中國史學界早已形成的共識。只要袁先生費舉手之勞，便可查知。
 
    因此，即便是明清時期的顧炎武先生、或是近代的譚其驤先生，他們關(guān)于開封為“六朝古都”、“七朝古都”之說，也不過是對上述開封古代歷史事實的發(fā)掘、總結(jié)和傳承而已。既然古人和顧炎武、譚其驤先生可以對開封古代歷史事實進行發(fā)掘、總結(jié)和傳承，難道現(xiàn)代的中國古都學會和開封人就不能依照客觀事實，將前人認可夏杼王都在開封老丘的歷史加以發(fā)掘、總結(jié)和傳承嗎？袁文以此來斷定開封在“七朝古都”問題上“移花接木”，甚至不承認開封“八朝古都” 及其之前“七朝古都”的邏輯不通，也缺少道理。
 
    我們認為，這種對待華夏歷史文化只能照搬照抄，不能發(fā)掘創(chuàng)新的認識，有悖于國務院關(guān)于把河南打造成為“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戰(zhàn)略發(fā)展目標所提出的要求，更難于被世人贊同和效行。

    三、歷史和考古論證夏杼王都在開封老丘是正確的
 
    從袁文來看，他對于“開封被史學界公認為是‘有古難覓’之地，古都研究者往往只通過文獻資料證明歷史的存在”的客觀原因是清楚的，自然也應該對開封考古成果取得的難度予以理解。但事實不是這樣。
 
    盡管袁先生知道開封夏杼王都老丘大量引用了《竹書紀年》、《春秋地名考》、《大清一統(tǒng)志》、《春秋大事表》、《中國歷史地名辭典》、《中國歷史地圖冊》（根據(jù)《詩經(jīng)· 商頌》、《左傳》、《古本竹書紀年（輯本）》、《世本（輯本）》、《史記·夏本紀》以及有關(guān)夏代考古資料編繪）等大量原始史料作依據(jù)，并且引用了開封市文物工作隊在位于國都里村（即老丘）北部一帶探明一處較大型、有明顯夏、商時期文化特征殘碎陶片的古文化遺址作實物依據(jù)，卻依然發(fā)出了“這些在時間維度上非連續(xù)的、不靠譜的、片段性的文獻資料，根本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jù)鏈來證明老丘與開封同地”的論斷。
 
    其實，關(guān)于夏杼王都老丘在開封的史料記載并不止于袁先生所列舉的那些，而夏杼王都老丘在開封的歷史記載和傳說也比前述記載的更為具體。如春秋末期史學家左丘明《左傳·定公十五年》中記載：公元前495年，“夏五月，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對此，西晉時期著名軍事家、學者杜預注曰:“老丘,宋地。” 其中“罕達”為鄭國上卿（相當于宰相）；“老丘”在鄭國東部啟封城（今開封朱仙鎮(zhèn)啟封古城）和宋國西部之間的開封之地，原為宋國所有，因為鄭國東擴才經(jīng)常與宋國發(fā)生爭奪開封東部老丘一帶的戰(zhàn)爭。這說明，春秋時期的開封夏杼老丘，仍被當時的史學家左丘明、西晉著名軍事家杜預所明確認可。
 
    夏杼王都老丘在開封的歷史一直傳承到清代以后，依然得到中國史學界廣泛的一致認可。對此，史料記載也很多。
 
    清代左都御史并兼任《一統(tǒng)志》編纂局總裁徐乾學(1631—1694)《一統(tǒng)志》認為：“老丘在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里，有老丘城”。
 
    清初禮部侍郎、著名學者高士奇(1645-1703)《地名考略》認為：陳留“縣有老丘城，見《陳留風俗傳》”。說明清代高士奇還見過東漢大史學家圈稱在《陳留風俗傳》中有此記載。
 
    清朝經(jīng)學家徐文靖(1667——1757)《竹書統(tǒng)箋·卷三》認為：“按：定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注：《宋地一統(tǒng)志》，老丘在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里，有老丘城。”
 
    清朝官吏顧棟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卷六上·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中解釋說：“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有老邱城，為宋老邱地。定（公）十五年‘鄭敗宋師于老邱’，即此。”
 
    清代著名經(jīng)學家江永（1681年～1762年）《春秋地理考實·卷三》引《纂》云：“今河南陳留縣北四十五里有老丘城。”
 
    現(xiàn)代著名語言學家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認為：“老丘，當在今開封市東南（應為北），陳留鎮(zhèn)北45里。”
 
    值得重視地是，對于上述夏杼王都老丘在開封的歷史傳承，史學界基本上是異口同聲地認可，并無實質(zhì)性的爭議。
 
    而袁先生卻在自己文章中指出：開封“八朝古都”“在文獻資料方面，目前主要是依據(jù)兩部史書，一是號稱西周初期的《尚書》，里面提到了歷史上‘有夏’或‘夏’。”袁先生這一說法不僅排除了《竹書紀年》、《春秋地名考》、《大清一統(tǒng)志》、《春秋大事表》、《中國歷史地名辭典》、《中國歷史地圖冊》、《詩經(jīng)·商頌》、《世本（輯本）》、《史記·夏本紀》等古籍記載，還排除了《春秋左傳》、晉代杜預直到清代以來關(guān)于夏杼老丘在開封的歷史文化傳承，顯然是公允的。
 
    袁文中還指出：“經(jīng)考證，《尚書》中提到夏朝的那幾篇文章其實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人偽造的，而郭沫若認為《尚書》是晉人所偽”。意在說明，中國考古學家郭沫若（1892-1978）也是不承認有夏朝存在的。但事實也不是如此，郭沫若不僅認可夏朝以及王杼的存在，還認可夏杼王都老丘在開封的觀點。他在自己主編的《中國史稿》中明確寫道：夏“杼為了擴大夏朝的統(tǒng)治范圍，首先北渡黃河，遷都于黃河北岸的原，不久又東遷到老丘（今河南開封陳留北）。”這就明確駁斥了袁先生關(guān)于郭沫若不承認有夏朝，夏杼王都老丘不可能在開封問題上的某種誤導。
 
    至于袁文批評開封拿“部分探孔在距地表12米到13米的深度，出土有明顯具有夏、商時期文化特征的殘碎陶片”作為假證據(jù)的觀點，更缺乏基本常識，難以讓人認同。
 
    袁文認為：“魏大梁城深深地埋在地下12-14米處，唐汴州城距地表10-12米，北宋東京城則淹埋在地下8-10米深處，金代汴京城深約6米，明代周王府深約5米，清代開封城深約3米。由此可見，魏大梁城即在地下12-14米，即便夏朝真的存在，比魏早幾千年的夏朝肯定會處于更深處”。這種觀點貌似不否認開封“夏朝真的存在”，而實質(zhì)上則認為開封勘探結(jié)果是不可信的假話。因為在袁先生看來，夏朝在地下的文化遺存，肯定會比幾千年后的魏大梁城處于地下更深處。所以，開封勘探部門將部分探孔在距地表12米到13米魏大梁城的深度，出土有明顯夏商時期文化特征殘碎陶片的說法，是不可能的，自然也是不可信的。
 
    袁先生這種對開封地理環(huán)境理想化的認識，實在讓人吃驚。
 
    據(jù)開封地方志和中國歷史地理記載，開封上古時期為丘陵地貌，這里
山、崗、臺、丘、陵、阜、陂遍布，至今仍留下了許多崗、臺、丘、陵、阜、陂的地名，如開封的市區(qū)內(nèi)就有夷山、土山、土柏崗、摩天坡（今軒轅樓）、宴臺、禹王臺、繁臺、天地臺等等。這些山、崗、臺、丘的海拔高度一般在百余米至數(shù)十米之間不等。直到元明時期黃河泛濫，河道南移開封后，這些山、崗、臺、丘才基本於平,被埋入地下。這也是袁先生文中所述：“開封被史學界公認為是‘有古難覓’之地”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試想，僅用同一深度的標準，去斷定地下建立在高低不同山、崗、臺、丘之上歷史文化遺址的位置，豈不幼稚可笑。袁文以此論據(jù)來否定開封考古勘探深度不到位，老丘一帶所探夏、商時期文化特征不真實的觀點，難怪會漏洞百出，貽笑大方。
 
    縱觀袁先生《開封榮升“八朝古都”：生拉硬扯，利益為上》全文，可以看出：其對考古學理論的理解和運用是不完整、不慎密的，對開封夏杼王都老丘歷史文化傳承的了解是有局限的，所列開封歷史文化方面的論據(jù)存在著很多自相矛盾和偏頗之處，形成的關(guān)于開封“七朝古都”、“八朝古都”由“移花接木”而來的結(jié)論也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無意對袁先生的批評進行發(fā)難，也不會因為袁先生不當?shù)呐�評而影響彼此間進行歷史文化交流和切磋。事實上，這種批評也不會影響世人對夏杼王都老丘在開封的既定認可，卻給澄清社會上對開封深厚、悠久歷史文化和古都歷史傳承的誤解，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時，也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正確引導社會輿論，大力發(fā)掘、宣傳和弘揚開封歷史文化和“八朝古都”的歷史地位、作用和意義，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韓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