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早上，剛睜開迷糊的雙眼，俺便有了外出走走的沖動。古唐寺很早就知道，可多次擦肩而過，也沒有前往拜訪。于是，俺將探訪古唐寺的意向報請家庭領導班子審批。經老婆和兒子這兩位班子成員共同研究決定，午飯后，由兒子親自帶俺前去參觀考察，并責成俺沿途做好領導同志的安全保衛和服務工作。這便有了俺和古唐寺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古唐寺，又名大福先寺，位于洛陽東郊唐寺門村。它坐南朝北，背依洛河，面向邙山，與多數“坐北朝南”的我國佛寺方向迥異。據有關資料介紹，唐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在城東五里的塔灣建成古唐寺，又稱“塔寺”。明朝洛河泛濫，將寺沖毀。洪水過后，鄉民將寺中留存的部分遺物北移數里，重建寺院。清乾隆年間的《洛陽志》也記載：大福先寺在東郊，俗名“塔寺”，唐武時建。民國11年經過一次重修，并有吳佩孚部參謀長張佐民于山門匾額上提名“古唐寺”。很可惜，各殿內原有的佛教造像，于1937年被國民黨196師全部砸毀。1993年重修，又更名為大福先寺。門匾上的“大福先寺”四字為已圓寂的白馬寺方丈釋海法生前題寫。

　　步入寺院山門，俺與一位50多歲的老僧閑聊起來。“神像都是這幾年重塑的。聽師父說，十幾年前這里連院墻都沒有，院子里都是荒草，垃圾堆到處都是。”俺想問個究竟，老僧卻說他是近年才來，詳情得問原來的師父。順著他手指方向，俺看到有幾位僧人正和一群當地村民在清掃路面、栽種樹苗。念經打坐是種修行，這何嘗不是一種修行？

　　不忍打擾師父，俺一家人便在寺院里東走西看起來。圓覺殿外豎立的兩通石碑吸引了俺們的眼球，走近細觀，皆為吳佩孚部參謀長張佐民重修古唐寺時所題，西邊一通上書“所過者化”，東邊一通上書“所存者神”。“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這不是孟子的話嗎？儒家的思想箴言怎么會鐫刻在佛家的寺院里呢？

　　“什么意思啊？”兒子問俺。“意思就是所有經過這里來化緣的，只有洛神自己留下了。” “你瞎說。不告訴我拉倒！”兒子當然沒信我的鬼話，不過他哪知道，這八個字的精妙，俺幾十歲的人還似懂非懂，怎么講給他一個幾歲的孩童，讓他去理解？所以，俺才胡說八道，瞎謅啊！

　　思忖與不解間，俺和兒子走遍了寺中幾個大殿，也查看了不少寺院的介紹。沒想到，這個瞧著不起眼的古唐寺，竟然有非常深厚的淵源和顯赫的歷史地位。女皇武則天曾親自為古唐寺撰寫浮圖碑文，此碑文收入《全唐文》第九十八卷。畫圣吳道子曾在古唐寺內創作《地獄變》壁畫，其中所畫“病龍”堪稱絕妙，令屠夫、漁人觀后皆“畏罪改業”，不敢再操屠戮生靈的舊業。許多中外僧人也紛紛來到該寺，其中北印度僧人阿彌真那、中印度僧人善無畏等來洛陽都曾在古唐寺翻譯經文，多年來，在這里譯出了《寶雨經》、《華嚴經》、《一切莊嚴王經》、《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等數十部佛教重要經文。同時，古唐寺還為中日兩國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交流起過重大作用。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人榮睿、普照肩負祈請名僧大師東渡弘法的重任來到中國。唐玄宗敕令他們禪居于大福先寺中學法。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榮睿、普照祈請福先寺僧人道璿赴日本弘法傳戒。道璿是中國佛教禪宗北宗鼻祖神秀的再傳弟子，先鑒真六年到達日本，后來為日本禪宗的第二代傳人。至今，每年都有不少日本信徒來古唐寺尋根朝拜。

　　“這個村就是因為有了這個寺而來的。”告別之際，那位老僧告訴俺。出于好奇，俺停步問個究竟。原來，古唐寺院前的路曾是洛陽東去的大道，過往行人眾多。同時，由于古唐寺在佛教界的聲望和影響，這里佛教信徒眾多、香火不斷，來自四面八方的香客絡繹不絕。于是，附近的村民便有幾戶瞅準了商機，在此門前擺設茶水攤，作為行人與香客的歇腳驛站。慢慢地引來許多人效仿，久而久之，人們便開始環寺居住，并取村名“唐寺門”，且沿用至今。

　　聽完老僧的這番介紹，俺心中一動，在中國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唐寺何嘗不是佛路途中的驛站呢？大福先寺從初創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幾度興衰，仍香火不斷。無數人曾在這里參禪悟道，修得正果。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不正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嗎？

    心中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