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種種原因，揭蓋工作則拖到了2004年夏天。當年8月，當一條保存完好的綠松石大龍出現在許宏面前，他頓感此前一切豐富的想象與推斷都變得黯然失色。“龍身長 64.5厘米，中部最寬處4厘米。距綠松石龍尾端3厘米余，還有一件綠松石條形飾，二者之間有紅色漆痕相連，由龍首至條形飾總長70.2厘米。當你從上面俯視這條龍時，你感覺它分明正在游動；當你貼近它碩大的頭與其對視時，它那嵌以白玉的雙眼分明在瞪著你。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是十分罕見的。有學者認為，綠松石龍形器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這一出土于‘華夏第一王都’的碧龍，才是真正的‘中國龍’。 ”

    確立大型片狀有刃器

    為主體的禮玉制度

    除了綠松石，二里頭也大量出土其他材質的玉器。貴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刀長達60多厘米，玉璋器高在50厘米左右，這些大型玉器，氣勢恢宏，前所未見。

    許宏表示，二里頭所在的嵩山周圍、洛陽盆地一帶，在龍山時代并無使用大型玉器的傳統。“從出土玉器的墓葬中隨葬品組合情況看，大型有刃器中的玉鉞見于所有的墓，玉刀也較多。較大的墓中都隨葬三件有刃器，但各自的組合則不一致。小型柄形器的使用則較為普遍，可知身份較高的貴族墓中，柄形器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是一種祭器。”而大型有刃器的特點，則顯示了它們的“身份”應該是禮器。許宏舉例道：“在二里頭文化中，一種兩側邊緣有扉齒的鉞很常見。這種鉞一般稱為戚。玉戚中又有一種璧形戚，或稱為璧戚。整體近圓，中有大孔，齒狀外弧刃，更富裝飾意味而不適宜于裝柄，應該是祭祀或禮儀活動中手持的禮玉。”

    他進一步強調，大型、片狀、有刃，構成了二里頭玉器的主旋律。“二里岡時代及其后，玉器更進一步趨向軍事化和實用化。當烈火鑄就的貴金屬青銅被塑成溫文爾雅的禮容器，溫潤可人的玉卻隱隱地呈現出某種殺伐之氣，‘祀與戎’這兩件‘國之大事’，就這樣被和諧地融入初期王朝金玉爭輝的禮儀制度中。”

    綠松石龍頭開商周青銅獸面紋先河

    關于綠松石龍形器的文化功用，到現在還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應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片而形成的“龍牌”，隨葬該器的高級貴族應為宗廟管理人員，“龍牌”是祭祀場合使用的儀仗器具。也有人認為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裝飾升龍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蓋于尸體之上，應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詩經》中記述周王祭祀于宗廟，有“龍旗陽陽，和鈴央央”的場景描寫，其中“龍旗”與“鈴”并列對舉，與該墓中龍牌與銅鈴共存的情況頗為契合。墓主人應是巫師，其所佩龍旌具有引領亡靈升天的意義。

    在許宏看來，綠松石龍頭與一件出土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陶器蓋上的刻畫獸面紋之間如出一轍的相似性，有力地證明了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的以新砦遺址為代表的遺存是由中原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演進的過渡期文化，可以看做是二里頭文化的前身。至于以往出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或稍晚的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上的圖案，大部分應是綠松石龍尤其是其頭部的簡化或抽象表現。

    “眾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時代青銅器上的主題紋樣，長期以來被稱為‘饕餮紋’。但也有不少學者以較為平實的‘獸面紋’一詞取而代之，更有不少學者指出這些紋樣的主題大部分應是龍紋。隨著早期王朝社會文化的整合并逐漸臻于全盛，本來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龍形象也規范劃一，并逐漸抽象化和神秘化，作為‘饕餮紋’固定下來，成為最重要的裝飾主題。而以嵌綠松石銅牌飾為代表的二里頭所見獸面紋，開了商周青銅器上獸面母題的先河。”【原標題：二里頭玉器初現戎馬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