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書齋所藏《資治通鑒》     （圖由晁會元先生提供）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

    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資治通鑒》

    司馬光洛陽著史

    在中國史學界，《資治通鑒》是堪與《史記》媲美的不朽名著，司馬光也因此與司馬遷一起，被譽為“史學兩司馬”。900多年前，他在洛陽主持編纂了這部編年體通史，以“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被后來的歷代君王視為必讀“教科書”。

    司馬光是北宋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字君實，生于公元1019年。他自幼勤奮好學，20歲便一舉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雖說宦海茫茫、風云難測，但司馬光的一生還是比較順利的。他經歷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向忠直勤懇，深得皇帝賞識。

    不過，與學術上的成就相比，司馬光在政治上并無太大作為。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朝廷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廷內外許多人的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堅定的保守派，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并寫了三封長信，勸告王安石改變主張。而王安石只回了一封400多字的《答司馬諫議書》，表明自己變法的決心。從此，這對曾經的朋友和同事便分道揚鑣，成為勢不兩立的政敵。

    公元1071年，新法推行得如火如荼，政治失意的司馬光自請離京，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御史臺。他在龍門山下建起獨樂園，15年不問政事，潛心編撰《資治通鑒》。其實，這項工作早在公元1066年就開始了，當時英宗非常重視，還讓他挑選助手，建了書局。只不過書局原先設在汴京，現在設到了西京獨樂園。

    公元1084年，294卷300多萬字的《資治通鑒》全部修完，司馬光已是風燭殘年。此書原名為《通志》，又名《通鑒》，神宗親自為書寫序，并以其“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資治通鑒》。次年神宗病死，哲宗即位，變法失敗，司馬光重新回朝拜相。他對《資治通鑒》進行了最后校訂，又主持廢除了新法，公元1086年病逝后，被追贈為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一部書貫通古今

    《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歷時19年才編成。全書貫通古今，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記述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治亂興衰歷史。

    當時，著名學者劉攽（bān）、劉恕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三個人各有分工：劉攽撰寫兩漢部分，劉恕撰寫魏晉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寫隋唐五代部分。司馬光身為主編，最后總成其書。他親自校訂，“日力不足，繼之以夜”，以至于“筋骨癯（qú）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旋踵而忘”，可以說為這部書付出了全部精力。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主要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這部書選材廣泛，除了有依據的正史，還采用了野史雜書320多種。他在書中除了記述各朝治亂之跡，還大量選錄前人史論，并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反映自己的政治及歷史觀點。比如在選用人才上，他認為“德”遠比“才”重要：“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這樣的觀點對后人很有借鑒意義。

    《資治通鑒》被歷代君王奉為必讀的“教科書”，后世對其評價極高。比如，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認為：“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清代史學家王鳴盛則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作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在中國官修史書中的地位極其重要。人們將它與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相提并論，認為這兩部史書是古代之“史家絕筆”。

    現存的珍貴版本

    洛陽古籍收藏家、白河書齋主人晁會元說，歷代以來，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資治通鑒》版本的保護都十分重視。此書的早期版本十分珍貴，目前尚有司馬光手寫原稿一卷存世，堪稱國寶。

    “這卷司馬光手寫《資治通鑒》原稿，存計29行460余字。”晁先生說，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是北宋名相，與司馬光及其兄長司馬旦有書信往來，這卷原稿中的最后一段，就寫在范純仁寄來的書札上。“原札文字已用墨筆抹去，但文字尚可辨認。卷后還有《謝人惠物狀》一份，也是司馬光手寫的。”

    相傳當年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鑒》時，手稿裝滿兩屋，而傳世者大概僅此一卷。在這卷原稿中，司馬光記載了自東晉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至同年十二月的史實，但與今天的通行本內容有很大不同，因此有學者判斷，它應為《通志》草稿或《通鑒》初稿。

    “此卷已流傳近千年，卷后有宋代任希夷、元代柳貫等多人的題跋，明代時由袁忠徹、項元汴遞藏，清初為梁清標所有，后藏入內府，保存至今。”晁先生說，《資治通鑒》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元祐本，如今已不可見。南宋高宗時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殘缺，其后諸版本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此。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傅增湘有藏書20余萬冊，因其中有兩部宋元本《資治通鑒音注》，其藏書處即名“雙鑒樓”。“目前，國內《資治通鑒》尚存宋代刻本六部、元代刻本四部，明清時期也有一些著名版本。”晁先生說，白河書齋所藏為明代陳仁錫評天啟刻本，可惜不全。

    “早期版本大多殘缺，不過很珍貴。前幾年，我在北京中國古籍書店見到一頁南宋版《資治通鑒》，標價一萬元，可謂‘一頁宋版一兩金’了。”他說。（原標題：《資治通鑒》：貫通古今的治世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