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濂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文聯(lián)委員、浙江省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兼學術委員會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西泠印社》社刊主編、《中國篆刻》主編。專攻書畫篆刻研究，同時已創(chuàng)作、理論、教育三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成果享譽當代。

 

 

陳振濂書法作品

 

 

 

劉江作品《三臺云水》

 

 

高式熊作品《六合聽濤》

 

 

    關于西泠印社，研究歷史有幾十年，向外宣傳和講解西泠印社也講了幾十年。但這幾十年我大部分精力用在厘清事實之上，也就是近百年到底發(fā)生過什么事？發(fā)生這些事情之后印社的前輩是怎么去應對的？進而又考慮百年西泠之所以到現(xiàn)在有這樣旺盛的生命力，它是怎么發(fā)展的？我們要怎么找到它的精髓？但是這次“百年西泠之謎”等于給我提出了一個考卷，就是必須得用一個解開謎團的立場，來重新解讀西泠印社，這很有趣味。

 

　　討論西泠印社歷史，牽扯到很多具體、專用的人名和史實名稱，因此已經(jīng)關注西泠印社的同志可能會對這些比較了解；如果對西泠印社關注不多的同志，我建議聽后再去補補基礎知識，請看一下網(wǎng)易的中國大學精品視頻課程《江南士大夫文化與西泠印社》。那里面有五講都是關于西泠印社的。

 

    謎一

 

　　我講的“百年西泠之謎”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西泠印社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在一個非常艱難的環(huán)境中成立起來的。我們一般認為西泠印社肯定是由大牌、豪族、富人聚集起來，形成的一個印社團體，追溯當時的社會生存環(huán)境，其實這是一批非常“背時”的人在做的一件非常莫名的、甚至不無迂腐的“無益”之事。

 

　　清末到民國初年，大家所關注的都是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以及后來的新文化運動。沒有人去關注早已陳腐不堪的金石學術尤其是印章、篆刻，即使有關注，也非常小眾。光緒末年，孤山偶爾會有幾個年輕人聚集起來，拿出自己收藏的古璽漢印或明清篆刻在那兒互相研討，自得其樂。在旁人看來，他們就是一群不可理喻的瘋子。

 

　　這就是我要解的第一個謎。西泠印社是在怎么樣的艱難環(huán)境中成立起來的？

 

　　當時有一個“南社”，也是一個最知名的社團。柳亞子、陳去病、李叔同、黃賓虹都在其列，名流如云。南社和西泠印社幾乎是近百年在社團歷史上最著名的兩個團體，但是細細檢討：南社提出的宗旨和口號是“反對清朝，推翻帝制”。它的口號是非常政治的，它提出我們要再造國家，不能讓異族再來統(tǒng)治我們，要走向共和。南社里面聚集著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的大部分精英。但是南社提倡的具體目標是反對清朝，幾年后清朝帝制覆滅，政體改變，南社作為一個政治社團忽然就沒有方向了。它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jīng)歷經(jīng)千辛萬苦如愿以償。清朝被推翻以后，除了一些高修養(yǎng)的文人還在一起吟詩作賦之外，它作為一個有形的組織，已經(jīng)沒有了前進的方向，所以南社不過持續(xù)了二三十年左右，到了民國十幾年就在慢慢消亡。當然，它的消亡并不意味著它失敗，而是它的目的達到了，功德圓滿了。之后既然沒有進一步的目標，那就走向自然消亡了。

 

　　而當時西泠印社十來個非常平淡的文人，所提出來的宗旨并不是具體的階段性的政治目標，而是一個籠罩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幾千年的金石篆刻，是傳統(tǒng)文化，盡管當時都認為這必然屬于落后迂腐的書生趣味，與治國平天下的鴻鵠之志不相干，但作為學術，橫貫千百年，卻是不滅的。如果它起步時提出的是個比較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目標，那可能很快就時過境遷，就沒有這個百年之謎了，因為它持續(xù)不了。西泠印社在一開始提出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后來又提“兼及書畫”。我記得1933年，西泠印社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它所舉辦的展覽叫“金石家書畫作品展”，它不做普通的書畫展，它的要求就是不僅要書畫好，而且創(chuàng)作家的身份一定要是金石家，也就是說必須要會刻印、有著述，或者做青銅器的拓片研究，當這些業(yè)績做到頂尖以后，書法和畫畫作品才能夠被認可。在當時有一個這樣專門的“金石家書畫展”的概念是很了不起的。之后，這個展覽還出過一套展覽圖錄，這套書在近代史上很有地位，雖然限于條件，黑白印刷還比較差，但極其珍貴。因此，印社它首先必然是重刻印。但是印社先輩的視野心思并不限于篆刻。它的范圍非常大，所有的學術、所有的考證、所有的鑒定、所有的金石學的各個部分，碑帖、青銅器的銘文的研究，全部都參與并取得成果。它通過“印”這個媒介來伸延向中國傳統(tǒng)國學的各個領域。我在解讀的時候，覺得它包含了一個“謎”。早年的西泠印社和我們現(xiàn)在當下的西泠印社年代相差久遠，我們只能通過各種史料文獻去推斷事情的本來面貌。試問創(chuàng)社的四位前輩，怎么在當時就有這樣一個宏觀的意識，通過印章去銜接于當時衰落的國學？請大家注意是“衰落”，那個時候叫“西學東漸”，在西方政治、學術、文明方式進入并籠罩中國的情況下，中國人看自己就是貧窮、落后、愚昧、挨打；要打倒孔家店，要維新、要救亡圖存。所以在當時眾皆自認中國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值得一提的背景下，居然有人對自己的傳統(tǒng)國學有著這樣一個堅定執(zhí)著的信念，是很了不起的。

 

　　我想，我們要的就是以篆刻不自囿，就是不自己把自己框住，不以篆刻自囿而是以篆刻銜接國學、銜接傳統(tǒng)，對應西洋之學的一個影響百年的舉措。這個希望，西泠百年史已經(jīng)做到了。

 

　　這便是我們說的第一個謎。

 

    謎二

 

　　西泠印社成立之初非常有意思，現(xiàn)在看起來這四個創(chuàng)始人雖然是自然組合，卻是絕配。首先，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要吸納各方人才，因此它必須要有一個穩(wěn)定的地域文化積累和財富積累。第一個創(chuàng)始人叫丁仁（丁輔之），是杭州的世家后代，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到丁丙丁申這一代，是杭州著名藏書樓“八千卷樓”的主人，他們曾在太平天國掃蕩杭州時發(fā)現(xiàn)史籍遭劫文獻凋零，遂收集匯聚，把散落在街頭巷尾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殘本逐一收集起來，失散了的、找不到的書，雇人在杭州、寧波、北京補抄。一個實業(yè)家、生意世家，雖然也擁有藏書樓，稱得上書香門第，可是竟有這么大的決心，花大筆錢找人到京杭各地，幾年工夫，抄齊文瀾閣《四庫全書》，這樣的偉大舉措，沒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是不會這樣做的。正因為是文瀾閣，所以作為藏書家的丁氏家族才會引以為責，抄齊現(xiàn)存于浙江省博物館的《四庫全書》。

 

　　另外，其實杭州民國以來舊城區(qū)所有地名，都是當時通過丁家以文獻形式編撰出來的，這部書叫《武林坊巷志》。舊時大多數(shù)人都只關注丁家有沒有錢，沒有人關注他做這些社會公益之事�，F(xiàn)在回過頭看，當年從地方文獻到城市建設，這個家族做了許多好事情，造過很多橋，筑過很多路。這樣一個在地方上有卓越貢獻的人物，在地方鄉(xiāng)紳里一定威望極高。而丁輔之是他們的孫輩，他如果出面想做一件有益于地方文化的事，地方的鄉(xiāng)紳也一定會支持。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初，丁輔之的存在，就代表著杭州地方鄉(xiāng)紳對這件事的認同。所以當時要成立印社時，便有八位鄉(xiāng)紳聯(lián)名呈文，由杭州知府錢塘知縣審批。之后辛亥革命方起，一段時間里孤山乞丐散兵成群游蕩，也是由十位鄉(xiāng)紳向杭州知府呈請巡捕對孤山進行了清理和管理。由于得到地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使得西泠印社成立之初，在杭州就有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基礎局面。組織在成立時，數(shù)第一的就是世家后代丁輔之。

 

　　第二是篆刻大師王福庵，試想如果沒有一位在印壇有足夠影響力的人，印社會有怎么樣的發(fā)展？所以在篆刻藝術上，他是領軍人物。第三是葉為銘，他在當時四人中所擔任的角色是西泠印社的大管家，西泠印社要籌備雅集、活動，經(jīng)營管理孤山，都是由他一人擔任直到新中國成立。第四位是吳石潛（吳隱），他是個有極精明商業(yè)頭腦的人才，他在西泠創(chuàng)業(yè)之初，即到上海去辦上海西泠印社書肆，做印泥、出印譜，在上海獨占鰲頭，賺了錢再投到孤山社址的建設中，孤山園林有此精雅，吳隱功不可沒。

 

　　可是一個組織不能沒有社長，但這四個人當年成立印社時相互應該有過約定，為了讓社團今后在印學、國學方面有大發(fā)展，他們四人約定誰都不要當社長。吳隱1922年去世，吳昌碩1927年去世，再后來40年代末丁輔之、葉為銘相繼去世，最后只剩下印學大師王福庵。碩果僅存，其實他這時候要當，論資歷論水平絕對不作第二人想；也不會有人反對，但是他堅決不當。這當然也成為一個“謎”。

 

　　西泠印社成立大會又是一個“謎”。西泠印社成立是1904 年，而它開成立大會是在1913年，是十年以后。這個十年之后的成立大會，是個很重要的儀式，四君子相約，去上海請了一位書畫界領袖級人物，吳昌碩。吳昌碩其實原來和西泠印社沒有多少關聯(lián)。正因為四君子覺得一定要把吳昌碩請出來，誠心所致，所以在1904年到1909年之間，吳昌碩和西泠印社的關系開始密切起來了。這個過程中，由于吳昌碩的介入使得西泠印社跨越了地域的限制。之前的印社是杭州人自娛自樂，質(zhì)量很高，但格局不大。周邊的人不見得關心，但是一把吳昌碩請到西泠印社當社長，吳昌碩利用他在上海的各種人脈資源影響力，甚至利用他在日本、韓國的威望，使得西泠印社在一起步就成為一個跨越中國、日本、韓國的國際化社團。直到現(xiàn)在，我們的社員遍布很多國家，還是保存了這一優(yōu)秀的傳統(tǒng)。

 

　　在當時，四位創(chuàng)始人湊在一起，某一位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博大胸懷是有可能的，但是四個人都有這樣的共識，卻是很難的。大家都是獨立的人，各有主見，意見有分歧很正常。有人認為憑什么西泠印社這四個人不能當社長？有人認為憑什么要去上海請吳昌碩？腳踏實地把杭州做好不就行了？但是最后，還是請來了吳昌碩。正因為這樣的一個組織概念，在一起步的時候找到的是上海的大師吳昌碩，然后通過他，杭州和上海的藝術界也產(chǎn)生了非常密切的關聯(lián)，乃至使得海外篆刻家都聚集到西泠印社來，才使得西泠印社有后來如此興旺發(fā)達的發(fā)展。可以說當時的他們，其胸襟、其視野，遠比當時政界人士的眼光要廣闊得多，一介書生，能有這樣的見識，我覺得是極其難能可貴的。這是西泠印社之謎的又一個課題：組織化程度非常開放。

 

    謎三

 

　　第三個謎，就是西泠印社群體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學術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別看這些人都是篆刻家，平時都穿長衫、帶著瓜皮小帽、一副老朽的樣子，其實這些人的心態(tài)是非常開放、非�，F(xiàn)代的。他們的最大表現(xiàn)舞臺就是搞捐贈義賣慈善公益。比如1923年是日本東京大地震。東京大地震一發(fā)生，西泠印社迅即在上�？苛x賣捐贈，募集了一大筆錢寄到日本去，幫助日本賑災。這種現(xiàn)象我們現(xiàn)在都難以想象，我們是看到帝國主義都恨之入骨的民族，西泠印社怎么會去賑災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京大地震，很難想象印社怎么會有這樣的博大胸懷與意識。第二就是義賣捐贈搶救民族文化瑰寶。漢唐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所以在西安、洛陽、山東曲阜濟寧的漢碑很多。而浙江地處潮濕，石刻漢碑保存很難久長，因此沒有出土過漢碑�？稍�1852年在浙江余姚發(fā)現(xiàn)有一塊，叫漢三老諱字忌日碑，并被余姚富紳所得。但由于中國人窮，余姚富紳打算出高價賣掉這塊碑，于是便馬上有日本商家出價8000大洋，且已成交。考慮到南方漢碑這是唯一，非常珍貴，而8000大洋在當時也是巨款。國寶面臨外流之際，有人告訴吳昌碩，吳昌碩便找到創(chuàng)社四君子商量，“要是眼睜睜看著漢碑被日本人買走運到日本去，我們這批讀書人的臉面都要丟盡，無論如何一定要將它贖回來。”西泠印社隨之立即發(fā)動上海杭州的書畫家進行義賣捐贈，吳昌碩和四位創(chuàng)始人也拿出最好的書畫藏品和自己的精品在上海拍賣。當時拍賣后籌集到的錢也只有五六千大洋，于是諸公馬上再去做說客，據(jù)悉當時捐款最多的是一個名叫張均衡的湖州絲商大家，就是我們后來知道的張石銘。他個人捐2000大洋。還有一位是最高首長的浙江督軍盧永祥，他也捐贈了2000大洋。當時籌到的錢共有11500大洋，漢碑贖回來后還有幾千大洋多余，于是次年便在孤山西泠印社上筑“漢三老石室”存放這塊碑及幾塊漢畫像石。

 

　　以今日論，搶救漢碑是博物館的責任，與印社無關。但當時則是屬于私人或者收藏家的個人物品收藏，或者就是對文物碑刻有研究的人才對這件事感興趣。當時西泠印社這些人就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他們覺得這是自己應該要做的事，這事牽涉到愛國主義風骨，牽涉到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牽涉到文人的社會責任，印社的人不該只在書齋里自己把玩，遇到這種事情不能袖手旁觀，應有責任出手相助。一個搞刻印的人能有這樣寬闊的視野，非常難得。我想如果沒有這些感人事件，只是單純的刻印，那百年名社便不會是西泠，就是因為有這些信仰在，才使西泠印社名聲遠揚。

 

　　另外在杭州大家比較熟悉的是1929年的西湖博覽會，當時幾乎所有與文物征集有關的文化類設計籌劃，都由西泠印社社員擔當，所以西湖博覽會活動的成功也體現(xiàn)出我們西泠印社社員在杭州地方文化建設里所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謎四

 

　　第四個謎是孤山。比如說文聯(lián)、書法家協(xié)會、美術家協(xié)會，就是一個辦公的地點，是不與地方文化園林景觀銜接在一起的。但是一到杭州，我們說西湖是杭州的明珠，而西泠印社是這個明珠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顆鉆石。只要到了西泠印社，就必須得恭恭敬敬、戰(zhàn)戰(zhàn)兢兢，抱著瞻仰崇拜的心情，因為那里一草一木，一石一階都是神靈，有前輩的庇佑，他有別于普通的園林，它是西泠印社的文化集萃，杭州的金名片。全國文化單位機構有很多，但西泠印社只有一個。它是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單位，一草一木都不可隨意更改，要經(jīng)過文物部門審批，要對所有來杭州旅游的游客負責，對珍貴的文化遺存和歷史記憶負責，所以它就必須保持原樣。任何單位都不可隨意更改它。

 

　　就是這樣一個園林，它背后承載的是金石篆刻、傳統(tǒng)國粹這樣厚重的文化內(nèi)涵。所以沒有這個社址，西泠印社也不會有今天。在當時這個社址都是私人的，那么孤山社址里面到底演繹過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呢？2003年百年社慶以后，我們恢復了傳統(tǒng)的雅集活動，西泠印社每一年有兩季的雅集，分春季和秋季。春季雅集是清明祭祖踏青，清明一到，要掛四位創(chuàng)始人的肖像，然后社員們要焚香肅立、行三鞠躬禮。至今沒有一個社團像西泠印社這樣重視祭祖儀式。秋季雅集則是在重陽節(jié)前后，在重陽登高的時候，每個人都要賦詩，當然，詩不一定要寫得很好，而在意你有怎樣的風月情懷與優(yōu)雅心態(tài)。這是一種文人高會。對祭文撰寫我是盯得很緊的，為避免雷同，每次都要找不同的人，首先社內(nèi)的元老寫祭文，如果社內(nèi)的元老去世了，可以找外面的專家，今年我們找的就是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專家，作者不是西泠印社社員，社里便有人不贊成。不是西泠印社社員給西泠印社寫祭文，合不合適？我說有什么不合適的？他只要對西泠印社的祖宗表示崇敬，他講的話講出了我們西泠印社社員的心聲，他就可以去代我們擬這個祭文。過去持續(xù)幾十年的重陽登高，清明祭祖，到了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就中止了。在戰(zhàn)亂中，所有的西泠印社的元老都撤避到了上海的租界里。到了1947年、1948年，抗戰(zhàn)勝利后印社又連續(xù)兩年做了兩次重陽登高雅集。

 

　　解放初期，百廢待興。軍管會不清楚西泠印社是怎么回事，由于當時西泠印社的總干事韓登安原來在國民黨的浙江省政府里做事，于是西泠印社被叫停。雖然沒有說撤銷，但是像西泠印社這樣的民間組織被叫停后就相當于不能存在了。直到1954年，今天我們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張宗祥，其身份為浙江省圖書館的館長兼浙江省人大代表，他就在人代會上特別提出，西泠印社要恢復。今后與國外的文化交流，西泠印社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孤山社址還在，還叫西泠印社。

 

　　我記得當時讀社史，有個令人潸然淚下的情節(jié)迄今難忘。1948年年底，臨近解放，大軍馬上就要到杭州了。當時王福庵和吳隱的兒子吳振平在上海，相約去看病中的丁輔之，問他：“你還有什么交代？”纏綿病榻自知不起的丁輔之說：“國家新政權馬上要來了，西泠印社何去何從，我們都不知道。”丁輔之是創(chuàng)始四君子中老大，他最有發(fā)言權，便囑咐王福庵說：“你們能不能杭州去跑一趟，找一下杭州軍管會的領導，跟解放軍說，大軍到了杭州以后，西泠印社所有的財產(chǎn)愿意全部捐給國家，我們可以寫自己的請求書，立據(jù)為憑。交給新政權，交給新的當局領導人。唯一一個要求就是，西泠印社這個名稱不要變，其他的事，個人無所求。”講完沒多久，丁輔之就去世了。軍管會承諾說：“這地方不變，還叫西泠印社，沒問題。”所以我們現(xiàn)在還能在孤山勾起很多回憶，找到很多原物，甚至能找到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他早期當西泠印社社員時捐的四把雜木椅子與一張八仙桌。因此，可以說，沒有孤山，就沒有后來西泠印社的百年命脈。當然，沒有像張宗祥這樣的元老，那也不可能有西泠印社后來的復興，他畢竟有人大代表的身份，登高一呼，群起應眾。但他以曾經(jīng)京師圖書館館長、北大圖書館館長的資深元老名流身份把西泠印社這個血脈給承傳下來，堪稱“中興功臣”。但我在想，如果沒有孤山，這樣的呼吁也許就無法實現(xiàn)，也就缺乏了它的意義。

 

　　因為有了孤山，所以就有了西泠印社這百年里貫穿始終的一種非常好的風氣，就是藏品捐贈。早期捐贈極多，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的捐贈賬冊，從西泠印社1962年六十大慶恢復以后較為詳細。當時上海有個很重要的篆刻名家張魯庵，古印章尤其是印譜收藏冠絕海內(nèi)。他去世前留下遺囑給他夫人，說：“所有這些印譜，全部捐給西泠印社，在你們手里也許會散失掉，那些印譜聚集起來非常不易，唯有全部都交給西泠印社，由一個組織來保管，物盡其用，這肯定是最好的。”這樣的捐贈當然還有很多。我2003年剛接手西泠印社的時候，第一場鑒賞會是吳昌碩12方田黃印。這是吳昌碩后代捐贈的，現(xiàn)在是一兩田黃可能幾百兩金。現(xiàn)在試想想，如果沒有一個孤山社址，大家捐給誰？捐完以后藏在哪里？保管制度如何？因為有個有形的組織，有個孤山社址，于是每一次西泠印社的活動，都會有社員捐贈，把自己的好東西、珍貴藏品拿出來捐給西泠印社。所以西泠印社號稱藏品豐富，在當代社團里首屈一指，都和那些前輩的捐贈有很大的關系。

 

　　最后要提的是，近代清末到民國，主張西方文化“西學東漸”是主流，但我們的第七任社長饒宗頤先生指出：今天國家富強，我們要有足夠的文化自信，提出要“東學西漸”。今年西泠印社有“‘圖形印與非漢字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有二十國首腦政要的肖像組印創(chuàng)作，還有“用多國語言說杭州故事、說西泠故事”的主題活動。當然，“東學西漸”是一個很長的文化融合參與的過程，西泠印社在今后肩負的文化使命，是要把中國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它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歷史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