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錄】

 

　　中華民族的文化史由兩個部分組成：文字記載的和沒有文字記載的，缺少后者，文化史就只有半部。

 

　　最初認識到這一點的，是“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們把民間文學看作中國文化史重要的一部分，整個中華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收集和整理出版來自民間的文學資料，也是由他們發起、在延安魯藝時期被列入“新文化建設”“正典”的歷史工程。

 

　　民間文學并非簡單地對應于文人創作的文學，而是具有鮮明的政治思想取向。它是“五四”一代及其前輩思想家們“重鑄民族魂”“中華民族復興”整體啟蒙思想的一部分。“五四”時期關注來自民間的文學，乃是出于對“貴族文學”獨白話語體系的反撥，是全社會民主運動的表征。“五四”之前，梅光迪回復胡適：“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自無待言。”至“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發表啟事，成立“歌謠征集處”，向全國征集民間歌謠，同時發表“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明確其宗旨“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從事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美國學者洪長泰認為，現當代中國的民間文學運動被稱為“世紀運動”。鴉片戰爭以來，激進派學者們尋找中國文化之根的努力，導致了他們提倡以口語為基礎的現代文學語言。“五四”運動時期，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有意識地將他們的關注對象轉向民間口頭傳承。“到民間去”成為一種政治運動。它對于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沖破封建思想、重視人民創作的傾向，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卻屬于未能徹底完成的任務。

 

　　延安魯藝繼承發揚了“五四”走向民間這一傳統，賦予其“民族性”和“人民性”的重大思想意義。延安魯藝把收集、整理民族民間文學，與抗戰救亡、與創造新文學的職能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延伸到今天的新中國思想文化運動。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文里，毛主席鮮明提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他特別強調的“民族的形式”實際上多半指的就是民間文化，特別是民間文藝。毛主席所提出的這一文化思想，在《講話》里得到充分闡發，長期以來指導著我黨的文化建設。毛主席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人，他本人對民間文學的認識并非簡單止于概念和觀念，而是內心真正喜愛的，也確實做過指導學生收集民間歌謠的工作。他非常清晰地把“所有的封建統治階級的糟粕產品”，與“民間文化的精華部分或者與那些天然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因素”區分開來了。延安魯藝以學習民間文藝作為方向，培養了一大批新中國文藝工作者，創作了大批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奠定了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發展方向。例如延安魯藝正式成立了“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確定了宗旨為：開展有計劃、有組織對民間音樂的采集、介紹和研究工作；對大量優秀的傳統民歌、小調、歌舞進行加工和改編，從而產生了不少優秀的“民歌改編曲”。民間文學傳統形式經由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袁章競《漳河水》、李季《王貴與李香香》等創作，為新文學樹立了榜樣。

 

　　新中國文學弘揚了延安時期重視民間文藝中的人民性傳統。新中國成立之初，最重要的文藝話語乃是宣傳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打破封建文藝觀占領的報刊、舞臺、銀幕等陣地，普及民間文藝民主傳統，建設“人民的文學”觀念。1949年北平解放之際，新中國文藝工作者最主要的工作，乃是宣傳民族文學形式和新民主主義思想內容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這一系列文章見諸1949—1950年之間的《人民日報》。1949年3月25日起，《人民日報》集中發表有關文藝的專題文章、綜論，涉及到“停演迷信淫亂舊劇”“文藝為工農兵的方針”“年畫的裝飾性與現實性、人民性”等問題，秦兆陽、蔡若虹、江豐、羅合如、劉念渠、梁思成、沙均和犁草，以及張映雪等人分別就改革舊劇、國畫、平劇、城市規劃、秧歌舞和新洋片等方面的問題發表文章，直接影響到新中國文學“人民的文學”基本方向和路線的確定。從1950年元旦刊發李伯釗《談工人文藝創作》、王亞平《攻破封建文藝堡壘》開始，到隨后刊載關于“東北戲曲改進會成立”“電影制作貫徹工農兵方向”“北京舊戲曲的改革”，到趙樹理發表《談群眾創作》、王朝聞發表《舊劇演技里的現實主義》、周揚《關于地方戲曲的調查研究工作》、艾青《談“鴻鸞禧”》和程硯秋《西北戲曲訪問小記》等，輔之以展開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高等教育制度、教科書、學術研究體制等話語討論，昭示著延安時期來自民間文學的平民大眾文學路線、服務人民大眾的文學發展方向，真正在新首都、新中國確立起來�？梢悦黠@看出，延安時期強調的人民文學傳統，在談論文藝問題的過程中處于核心位置；以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為指導的新文藝路線，迅速成為北京文藝的主流，同時，來自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也成為新中國文藝話語的擁有者和敘述者。可以說，收集、整理、改造民間文學，對于“五四”新文學運動、延安魯藝到新中國建立后的新文化新文學建設，起到了核心作用，為新中國人民文學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斎鹪u價這一走向時說：“他們……力圖尋找民族的文學，并抱有以此為手段改變‘民族性格’的雄心壯志。我們如果考慮到歷史悠久的民歌搜集傳統的話，可以說，這類對口傳文學的重視是中國的一貫傳統。”這段話放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確非常合適。

 

　　今天我們重新提起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收集和整理工作，與“五四”時期重鑄民族魂的使命相比，實際上面臨著性質相似、層次不同的任務。一是我們重新處于中華民族文化、思想和精神價值的再鑄造進程中，重視當代民間文學進步思想傳統，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使命具有重大思想價值。二是發掘和闡發民間文學優秀傳統，對我們深刻理解“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歷史淵源，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性有新的認識，具有重要理論價值。三是民間文學的人民性傳統，是我們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堅實基礎，是建設新文學不可缺少的豐富資源。

 

　　與“五四”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民間文學研究不同，當代民間文藝學家所處的思想層次和學術水平，不允許我們再僅僅做簡單的收集、整理工作，而是要求學者在堅實的材料研究的基礎上，充分發掘和闡釋民間文學中的思想、文化和藝術資源，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參與到新世紀中國美學精神的構建和闡發工程之中。做到這一點，我們新中國的文學史，就將比以往更為堅實、更具有鮮明的中國話語特點。

 

　�。ㄇ襁\華，作者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分黨組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