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壇的建筑結構融會了易經思想。天壇圜丘四天門的命名是由《易經》的《乾》卦而來，即“元、亨、利、貞”。

 

 

清華大學校訓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來源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作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數千年來，高踞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的源頭，內蘊博大精深，萬有齊備，密切地聯系著整個社會人生。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引用《周易》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一論述，闡明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的道理。窮則思變，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這是中國先哲對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深刻總結，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現實寫照。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剛健有為的創新理念，這是貫穿于《周易》中的三個帶有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它們在變通思維的統馭下，相生相發，相輔相成，三千多年來，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生生不息的內在支撐力，充實核心價值觀的正能量。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建立在變易思想基礎上的憂患意識，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最早見于《周易》。“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系辭》）一言撮要，統括全局。這里講的危亡、憂患，應該是廣義的；遠古先哲富有預見性，既有由于天敵施虐、洪水泛濫的自然憂患所產生的“人天之憂”，更有社會、人生、心靈方面的憂患，表現出深深的惕懼與掛慮。

 

　　而其哲學基礎，則是“泰極而否”“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的變易思想，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由于遠古先哲抱有尊天道、重人謀、訴求于內心的內省式的心性特征，因而其卜筮、占卦，往往建立在深而且廣的憂患意識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憂患意識乃是遠古先哲作《易》的原始動機。正是憑借著這種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朝乾夕惕的進取精神，才使得這個偉大而多災多難的民族，能夠在數千年間始終生生不息、巍然屹立，并不斷地發展進步，創造了舉世無雙的人間奇跡。

 

　　中華民族古代哲人的憂患意識，直接導因則是對于客觀規律和時勢分析的準確判斷。《系辭》中明確指出：“《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危懼始得平安，而慢易則必致傾覆，所以，必須懼以終始。這樣，就有望防止差錯以至禍患的出現。

 

　　《易》卦辭、爻辭中，多見兇、咎、吝、否、損、隕、亂、困等負面占斷之辭。《系辭》分析認為：“吉兇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兇講的是人事得失的結果；悔吝則是指面對得失、休咎所持的態度。由于具有憂患意識，及時發現紕漏并加以改正，使得事物向好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悔；反之，有了小的過錯而不及時改正，就會使事物向壞的方向發展，這就是吝。目的在于告誡人們，要有憂患意識，善于補過遷善，以趨利避害，化兇為吉。

 

　　《周易》中《臨》卦卦辭說：“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兇。”亨通順利，則盛極而衰。宋代理學家程頤對此解釋說：“陽道向盛之時，圣人豫（預）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兇也。’大率圣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變，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無及矣。”在《復》卦中，講周而復始，物極必反，“反復其道”（卦辭），強調事物發展到了頂點就要轉向反面。《泰》卦中《九三》爻辭也講：“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無平不陂，即平原都有坡坎。宋代李光在《讀易詳注》中解釋說：“治亂存亡，安危之相，固如陰陽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圣人為能因其盈虛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亂，常存而不亡，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豈有他哉？兢業以圖之，危懼以處之，當治安而不忘亂亡之戒，則可以保其治安而無咎矣。”

 

　　從一定意義上說，成功也是一個陷阱。因此，當事業有成之時，古人總是提醒要特別惕戒。《既濟》卦辭：“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就是提醒人們要慎重對待成功，否則起初吉利，最終還會紊亂不堪。《象》辭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慮而豫防之。”上水下火，一則通過加溫，烹飪獲得完成；二則相互制約，有利于健康發展。水火既濟，象征事業成功，功德圓滿。在這種情況下，君子總是慮遠謀深，預防蹉跌失誤；至于身處險境，那就更是惶惶而不自安，慎懼從事。《履》卦《九四》爻辭曰：“履虎尾。愬愬，終吉。”愬愬，恐懼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處境十分險惡。但只要心存戒懼，小心應對，最終總會化兇為吉。《困》卦《上六》爻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困于葛藟——被葛藤纏繞困住；臲卼——身在高危之處，心惴惴然。據李光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困極之時，若曰動，必有悔；而不思變動，則益入于困耳。若能悔前之失，窮而思通，必濟矣。”

 

　　謹言慎行，韜光養晦，也是應對惡劣境遇的一種策略。《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意為將口袋收緊，無獲亦無失，雖然得不到贊譽，但可免遭災難。所以，《象》辭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將口袋收緊，可以免遭災難；謹言慎行，沒有害處。《離》卦《初九》爻辭：“履錯然，敬之，無咎。”意為深夜傳來一片錯雜的腳步聲，應有所警惕，才可望安然無事。魏晉時期王弼《周易注》：“錯然者，警慎之貌也”，“以敬為務，辟其咎也”。綜上所述，無論是身處順境、逆境，只要能心存戒懼，妥善處置，都可以立于不敗之地。

 

　　根本問題在于慎終如始，時時保持清醒的憂患意識。謹慎之道，突出表現為防微杜漸、小中見大、因中見果，把握量變與質變的辯證規律。《坤》卦《初六》爻辭，有“履霜，堅冰至”之語。按照當代著名學者高亨的解釋：“履霜，秋日之象也，堅冰，冬日之象也，‘履霜堅冰至’者，謂人方履霜，而堅冰將至，喻事之有漸也。”關于“事之有漸”的道理，《易傳·坤·文言》解釋得至為深刻：“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字，歷代學人有不同理解：朱熹認為，古字“順”“慎”通用，意為上述文字講的是慎微；也有一些學者主張照字面解釋，就是順乎自然規律。踩到地面的霜，便知道冰雪寒冬快要到了，這是順應自然規律。程頤對此也有解釋：“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不論哪種解釋，說的都是事物由小至大、由個別到一般、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變化過程，要求人們防微杜漸，避免大的禍殃發生。

 

　　關鍵在于“辨之于早”。就此，《系辭》引用孔夫子的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微也，亦即事物發展變化的苗頭，吉兇禍福的征兆，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風起于青萍之末”。知幾，強調于安樂之時早自為計，在泰之伊始就警惕否對于泰的顛覆，防微杜漸，未雨綢繆。

 

　　這里涵蓋了或者說體現了三方面的辯證思想、哲學智慧。首先，它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規律的基礎之上，“反者道之動”，物極必反；第二，是量變與質變規律，“事之有漸”“履霜，堅冰至”，說的正是這個道理；第三，與質量互變規律緊密聯結的因果律。在客觀事物或現象彼此制約、相互影響的過程中，原因引起其他事物或現象產生，結果則是其他事物或現象由量變化為質變的實現形式。

 

    自強不息的奮發進取精神

 

　　自然現象與社會生活中的憂患，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憂患具有兩面性，關鍵在于如何去應對它。宋人詩中有“一生憂患損天真”（歐陽修）、“少年憂患傷豪氣”（王安石）、“憂患侵凌志氣衰”（陸游）之句，說的都是人們面臨憂患叢生的環境與際遇，身心會受到極大傷害。這一點不容否認。《系辭》中也說了：“既辱且危，死期將至。”所以，面對憂患必須驚覺、警醒，這樣就有望化危為機，否極泰來，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殷憂啟圣，多難興邦”之古訓，所揭示的正是這個道理。大前提是具有清醒的危機意識，進而激發自強不息、昂揚奮發的積極進取精神。

 

　　《乾》卦《九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說的是君子終日不懈，自強不息，即使到了晚上也抱有警惕之心，不敢松懈。這樣，即便遭遇險情，也可安然無恙。因此，其《象》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中釋為：“天行健，此謂天之自然現象。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強勉力，不有止息。”天道的本質特征是健，健是運行不息的意思——四時交替，晝夜更迭，歲歲年年，無休無止。君子應效法天道之健，自立自強，奮發進取。《恒》卦卦辭曰：“恒，亨。無咎。”恒，久也。像自然的恒常不變，人的壯心也迄無止息。亨，意為亨通順利，沒有災患。這里強調的是守恒道，樹恒心。《彖》辭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利有攸往，說的是利于出行，有所作為。

 

　　《周易》卦爻中對于自強不息精神有精辟的闡述。《乾》卦以龍為喻，或隱或顯，或潛或躍，或升或飛，表現剛健有為、富有生命力的積極奮發狀態。著名學者曹礎基就此作如下解讀：

 

　　《周易》對中華民族、對中國有什么影響？可以說，《周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周易·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象征天（即自然）的運行，為健（通乾，帛書作鍵）卦，君子效法它，自我發憤圖強，永不停息。

 

　　《乾》卦中寫了龍在不同階段的形象：潛伏─開始出頭─兢兢業業、小心謹慎─躍躍欲試、大顯身手─飛黃騰達─適可而止。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就曾在清華大學以“自強不息”為中心話題發表演說。他說：“君子自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學者立志，尤須堅韌強毅，雖遇顛沛流離，不屈不撓；若或見利而進，知難而退，非大有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猶舟之航海，順風逆風，因時而異。如必風順而后揚帆，登岸無日矣。”

 

　　這種自強不息精神，展現出一種剛健之美。《周易》崇尚剛健，在《乾》《震》《豫》《大壯》《大畜》諸卦中都體現了這種以剛健為主導的審美取向。《大畜》卦《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高亨先生作注，曰：“天之道剛健，山之性厚實，天光山色，相映成輝，日日有新氣象。”《乾卦·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看得出來，在《周易》中是把剛健與篤實、中正、純粹這些可貴的素質聯系在一起的，弘揚了厚重誠篤、中正不倚、坦誠直率的風格、思想、信念。《大壯》卦辭曰：“大壯，利貞。”《彖》曰：“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壯而且大，壯而且正，展現一種剛強、正大，生命力勃發的奮進氣概。

 

　　《周易》中所倡導的剛健有為，體現一種不屈不撓、愈挫愈勇、堅不可摧的崇高品格與頑強精神。《需》卦《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須，意為等待。由于險阻在前，特別需要一種頑強、剛毅、健勇的奮斗精神；但應該靜以待時，不能莽撞行事，這樣就可以擺脫困境。

 

　　說到剛強、正大，生命力勃發，堅不可摧的頑強奮斗精神，人們會聯想到作為“中華民族脊梁”的優秀學人。比如，漢代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他就是一位出色的代表。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他全身心投入撰寫《史記》之時，卻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他忍辱茍活，為的就是要實現宏偉抱負——完成《史記》撰著。如同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說的：“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雖萬被戮，豈有悔哉”。以半百之年，獲釋出獄，苦熬硬拼十四載，最后完成了這部史學杰作。同樣的強者，還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師，西行舍身求法，“乘危遠邁，策杖孤征”，十有七年，歷經無數艱難險阻，終于實現了偉大抱負。明末清初大學問家王夫之，“迄于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于臥榻之旁，力疾而篡注”（《姜齋公行述》）。他們所體現的，都是《周易》中倡導的這種終日乾乾、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

 

    唯變所適、革故鼎新的創新理念

 

　　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創新理念的民族。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開國君主成湯就把“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九字箴言刻在沐浴之盤上，用以警戒惕勵自己。而這種創新求變的觀念，又與產生于更早年代的陰陽八卦的意象恰相吻合。接下來，始編于殷周之際，作為上古巫文化遺存，由卦象、卦辭、爻辭組成的《易經》；特別是戰國中后期產物、匯集解《易》作品的《易傳》，更是進一步闡揚了這一理念。

 

　　創新的實質，是除舊布新，革故鼎新。《說文》釋“創”：“傷也，從刃”。“創”的原意是損傷。學者指出，《周易》中的創新圖變精神體現在生生不已的創化、創造的流變之中。創新化育，不是單純的量的疊加，而是通過除舊布新，實現新質的生成。《革》《鼎》二卦，充分體現了新陳代謝、革故鼎新的基本理念。

 

　　《革》卦《彖》曰：“澤中有火，革。”傳統解卦，說是《革》卦屬于異卦，按照卦象分析，上兌為澤，下離為火，澤中有潛伏的火，水火相疊而交迸。水在上澆于下，火在下升于上。火旺水必干，水大火將熄。二者相生相克，互不相容，急需變革，也必然出現變革。《乾》卦《文言》中亦有“乾道乃革”之語。革，就是變革、革新、革命。而《革》卦之后緊接著《鼎》卦，目的就在于彰顯“革故鼎新”之義。《易傳·雜卦》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強調的都是推陳出新，除舊布新。

 

　　創新、創造、創化，乃天地之大德。《系辭》指出：“日新之謂盛德”。以“日新”為“盛德”，所強調的正是創新精神。又說：“天地之大德為生”。著名哲學家張岱年指出，作為“天地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創造。承認“生生之謂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斷創新的過程。只有不斷變化、不斷創新，才能永葆生機。

 

　　創新、創造的指導原則是“順天應人”。《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命”一詞即濫觴于此。“順乎天”，指順從客觀規律與時代潮流；“應乎人”，指順應人民意志，切合社會需要、國情民心。對此，高亨解釋說：“改革乃自然界與社會之普遍規律，但必須應時之需要。天地應時而革，所以四時成。湯、武應時而革桀、紂之命，所以順天應人。革之應時，乃能成其大也。”充分闡明了實施變革和掌握變革時機的重要性。荀子關于“順天應人”有如下解說：“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兇，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古代先哲一致認為，“順天應人”，這是改革、創新、革命所應遵循的準則。《周易》突出闡揚了這一思想觀念。

 

　　隨時為變，隨機應變，這是解讀《周易》的象數爻辭，特別是創新、創造、創化意蘊的一把鑰匙。中國古代哲學特征以及思維方式，反映在認識上，往往偏重時間的流動，凡事以時間為本位，以時間統馭空間。“革之時，大矣哉”。《周易》中多處闡發“時”的觀念。“時”，言簡而意豐，一般理解為審時度勢。《系辭》指出：“《易》之為書也”，“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明確指出，《周易》這部書絕非僵化的經典，其核心理念是一切以客觀實際為依歸；也就是說，唯有因時而變才能適應客觀實際需要。《周易》反復強調：“變通者，趨時者也”（《系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卦《彖》辭）。所謂趨時，“正指人事之適應。故古人言變，每言時變”（錢穆語）。而動靜、行止，則是講以時進退的處世之道，茍不知時，無以言變。

 

　　創新、創造、創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永葆進升態勢、勃勃生機。哲學家方東美指出：“創新資源正是其原始的‘始’，像一個能源大寶庫，蘊藏有無限的動能，永不枯竭；一切創新在面臨挫折困境時，就會重振大‘道’，以滋潤焦枯，因此，創新永遠有新使命。縱然是艱難的使命，但永遠有充分的生機在期待我們，激發我們發揚創造精神，創新的意義因此越來越擴大，創新的價值，也就在這創造流程中，越來越增進了。”

 

　　《升》卦《初六》爻辭：“允升，大吉”。進而上者曰升，亦有通達之意。《升》卦《彖》曰：“柔以時升。”意為以柔道而進，并順合時機而進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處此時位，猶如樹木從地上不斷向上生長，木得地氣滋養，所以上升。漢代鄭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而且，這種生長一定是持續的。正如朱熹所言：“木一日不長，便將枯衰。”

 

　　說到朱夫子，我聯想到他在福建漳州任職時，為開元寺題寫的一副對聯：“鳥識玄機，銜得春來花上弄；魚穿地脈，挹將月向水邊吞。”筆下的飛鳥、游魚生意盎然，讓人感受到大自然生機活潑的意趣。曾國藩也曾寫過一副對聯：“不除庭草留生意，愛養盆魚識化機。”上聯是說，有意不除去庭院中的野草，為的是欣賞它的盎然生機和盈盈綠意；下聯講，愛養盆魚，是因為通過它們可以親近自然，領悟人生的樂趣，進而識得造化的玄機。對聯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稱賞，特意給自己取號為“不除庭草齋夫”。朱、曾兩位用的都是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的典故：程顥書齋窗前，茂草芊芊，覆階掩砌。有的朋友勸他加以芟鋤，他說：“那可不行！我留著這些青青茂草，是為了經常能見到造物生意。”程顥還曾在盆中養游魚數尾，讀書、講學之余，時往觀之。有的朋友問他：“幾頭小魚有什么好看的？”他說：“我要觀賞萬物生生自得之意。”這些典章、故事，在《宋元學案》和《河南程氏遺書》中都有記載。

 

　　《呂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求新、求變，既是天時、人事的既定法則，更是永葆旺盛生機活力的根本途徑。

 

　　清代詩人趙翼的七絕，熱情地詠贊了這種創生變化中所體現的化機與生意：“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王充閭（作者為遼寧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