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學界較少關注意大利宗教改革，這與我們長期因襲西方業已過時的歷史認識不無關聯。該認識可概述如下：文藝復興與19世紀意大利民族復興運動之間的歷史乃是羅馬天主教會和外來壓迫勢力（如西班牙）造就的反動的、腐朽的歷史；較之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輝煌，意大利則從文藝復興的神壇跌入谷底，這是因為天主教會的反宗教改革運動嚴重阻礙了歷史的發展，使得意大利長期沒能實現民族國家的統一。為我國學界所熟知的意大利思想巨擘貝內代托·克羅齊便是這類觀點的旗手。

    實際上，所謂“反宗教改革”，系德國學者于18世紀創設的概念。它以宗教改革為參照系，強調天主教會對新教運動的打壓，其后設觀點乃是新教代表進步與正義，天主教則彰顯反動與邪惡。這一解釋概念特別契合19世紀意大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觀和民族主義追求，是他們用以撻伐天主教會和羅馬宗教裁判所的有力武器。因此在意大利學界，所謂“宗教改革與反宗教改革時代的歷史”（亦即意大利宗教改革史），通常也就被等同于異端史。可以說，長久以來，意大利非天主教會背景的世俗史家，其本身對天主教異常反感，尤其厭惡它的社會控制與社會規訓行為，故對宗教修會、羅馬教廷等題目不感興趣，而是開掘16世紀那些為教會所不容乃至討伐的所謂異見人士和異端分子，以投射自身的處境和政治情懷于其中。故而，出走意大利而投向新教陣營的韋爾米利、韋爾杰里奧等修士，一度是意大利學者探討研究的對象。

    在這一領域中真正推動范式轉換并引起國際反響的學者，當數德里奧·坎蒂莫里。他在1939年付梓的《16世紀的意大利異端分子》一書中，嘗試將當時的意大利置諸歐洲宗教改革的整體情境之中加以考察，同時發掘意大利宗教改革的自身特點。坎蒂莫里的切入點是一批拒絕羅馬教會體制約束的反叛分子。他與前人大異其趣，并不重點關注韋爾米利和韋爾杰里奧這類脫離天主教陣營而選擇新教信仰之人，而是著重考量那些不僅敵視羅馬教會體制，而且拒絕依附任何教派的異見人士。這些人大半有人文主義背景，追求宗教寬容、信仰自由乃至批判性思維，故在避難的巴塞爾、日內瓦、蘇黎世等新教地區，也同樣難以得到理解和支持；甚至有人不得不為了保命而逃往波蘭和特蘭西瓦尼亞等地。在坎蒂莫里看來，這些意大利異端分子與德國等地的再洗禮派和反圣三一派一脈相承，乃有共同的信仰追求。更有甚者，這位史家還將他們的宗教觀與17、18世紀荷蘭和英格蘭等地流行的宗教寬容理念接續起來，認為他們乃是啟蒙思想的先導。

    坎蒂莫里的這本書有發凡起例之功，為16世紀意大利宗教史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進路。不過由于二戰的影響，其著述一度較難為意大利之外的學界所熟悉。雖然出版的第二年即1940年，德國學者杰哈德·里特便注意到該書的價值，但遲至1949年，才由維爾納·克吉將之迻譯為德文出版。而在英語學界，最早發現坎蒂莫里研究價值的則是耶魯神學院的宗教改革研究泰斗羅蘭·班頓。在二戰的艱苦歲月中，他與坎蒂莫里信札往還，既熟悉了意大利學者的研究路數，又同時牽線搭橋，將坎蒂莫里的著述介紹給美國學界。但遺憾的是，《16世紀的意大利異端分子》迄今亦無英譯本問世。我國學界對此書及其背后的研究理路同樣隔膜，也就不難理解了。

    坎蒂莫里在佛羅倫薩大學作育英才，其培養的弟子大多成為目前意大利宗教史學界的一線學者。譬如，他的學生安托尼奧·羅通多繼承乃師的學風，極善于爬梳史料，深入考掘彼時重要的反圣三一派人士及其思想，于焉自成格局。不僅如此，羅通多還撰寫一系列文章，探究意大利異端分子的宗教體驗與啟蒙運動文化之間的關聯。尤有進者，坎蒂莫里的不少學生還分別就先知、偽先知、宗教隱士以及師法猶太神秘哲學的神秘主義人士等，展開深入考察，為意大利宗教改革史學的發展貢獻良多。

    20世紀中期，隨著對16世紀手稿和出版物的開掘與校讎工作的愈發深入，研究異端人士的意大利學者開始重視一部特別之作——《基督的功德》。經考證，該書作者是一位名叫貝內代托·方塔尼尼的本篤會修士。該書于1543年出版于威尼斯，迄1549年已售出近4萬本，而且還被移譯為多種語言流行于歐洲其他地區，影響廣大。其內容不僅深受希臘教父、本篤會靈修精神以及西班牙光照派思想之影響，而且還汲納了路德、梅蘭希通乃至加爾文等新教人士的神學思想。故此，該書日益引起教會當局的注意。1549年，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首先禁止該書的流通；那不勒斯當局也公開焚燒該書的所有印本。在反宗教改革的旗手教宗保羅四世在任時期，該書更是被列入禁書索引。僅存的印本則幸運地保留在了劍橋大學，遲至19世紀晚期才被學者發現。

    該書之所以廣受學界重視，在于它折射出當時意大利內部一股強有力的信仰思潮。當時意大利重要的高級神職人員如莫羅內、科爾泰以及波爾等人，不僅通讀此書，而且認同其中的宗教思想。這些人與教會改革派領袖孔塔里尼、頗有影響力的西班牙神秘家瓦爾德斯、當時的文化名媛維托里亞以及文藝復興巨匠米開朗基羅等人，都持相似理念，認同新教的因信稱義說，反對教會的繁文縟節。也正是這一點，引起了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警惕，從而招致爾后教宗保羅四世對教廷一些內部成員的嚴酷整肅。

    那些或受沖擊、或遭整肅的高級神職人員以及閱讀《基督的功德》的中間階層，究竟如何看待新教？如何體認改革？他們又是如何在歷史的張力中踐行自身的信仰的？易言之，他們到底是天主教徒抑或是新教徒？這一系列問題便成為晚近意大利宗教改革史研究的顯學。可以說，在意大利史家看來，以《基督的功德》為代表的信仰思考乃是意大利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若能深入發掘支持該書的那些群體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態度，便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彼時的意大利歷史以及歐洲大陸的宗教改革史。不僅如此，在探析這些人及其思想的同時，還可以重新審視他們的思想根源——15世紀的末世論思想以及文藝復興在屬靈方面的發展變化等等。

    其中，坎蒂莫里的兩位學生，阿德里亞諾·普羅斯佩里和卡爾洛·金茲伯格，在合作研究《基督的功德》一書之后，各自別開新境。前者采納德國學者開創的“社會規訓”范式，越發注重教會在改革過程中對信眾精神與思想之規訓。例如，米蘭樞機大主教博羅梅奧如何用懺悔室來“誅心”以規訓信眾，便成為普羅斯佩里的研究興趣所在。他的《良心的法庭：宗教裁判官、懺悔神父以及傳教士》堪稱典范。而后者則將宗教史研究與其時方興未艾的微觀史進路相結合，撰就了佳作《奶酪與蟲子》，分析一個磨坊主的宗教觀與教會當局的反應。此書在國內學界可謂耳熟能詳，但論者大多從微觀史或新文化史的角度展開分析，實則忽視了其所關涉的意大利宗教改革研究史的學術流變。

    從整體而言，晚近的意大利宗教改革史研究活力四射，而且與社會史、文化史等進路緊密結合，造就不少佳作。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學者在著述中素來不隱晦自身對天主教的偏見，以至于“教會集權導致文藝復興衰落”的后設看法，迄今仍影響著他們的歷史判斷。這是我們在閱讀其作品時，需要有所認識的。

    付亮（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