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8世紀的波斯—希伯來文商業信件（斯坦因1901年發現于新疆丹丹烏里克）
 
 

1722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孟正氣描摹的開封猶太會堂平面圖。

 
    雖然“絲綢之路”一詞是由德國學者李�；舴遥≧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的，但東西方之間的經貿交流早已開始。猶太人作為世界上最早的商業民族，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維系者與受益者。散居民族所獨有的國際化特質與商人的特別稟賦，使猶太人能夠以絲綢之路為舞臺，穿梭于羅馬文明、波斯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突厥文明以及中華文明之間，成為溝通不同文明的橋梁與紐帶，充當了東西方交流的友好使者。

    猶太人對于中國的認知是以絲綢為開端的。據《希伯來圣經》記載，早在先知以西結時代，猶太人就已經知道絲綢；塔木德文獻與拉比文獻中也記載了絲綢在古猶太人中深受歡迎。公元前3世紀，安息帝國的猶太人已到達絲綢之路要沖——中亞河中地區，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陸上交通線，安息猶太人開始了大規模的絲綢貿易。這一時期，羅馬帝國的猶太人在經營成品絲綢的同時，也從安息購買中國的生絲，在當地作坊進行紡織印染之后，再加以出售。可見，猶太人不僅是絲綢銷售商，還是加工商，他們在巴勒斯坦、敘利亞、中亞等地建立了著名的絲綢加工中心。公元2世紀，猶太人在敘利亞形成了職業團體，生產的紫紅印花布廣受歡迎。猶太人同時還經營棉布、珠寶、香料、琉璃等商品，對溝通中國、中亞以及希臘、羅馬之間的貿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公元224年，薩珊波斯取代安息政權，繼續對猶太人采取懷柔政策。他們被允許擔任政府官員，自由從事貿易，此后的300余年間，猶太人繼續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到公元6世紀，中亞猶太人已成為重要的國際商人，和粟特人等共同承擔著中國、薩珊波斯、拜占庭之間的商業貿易。薩珊王朝末期，猶太人因“彌賽亞”運動引起統治者的敵視而受到迫害，其商業活動也受到一定的沖擊。

    8世紀以后，亞歐大陸國際形勢的變化，迅速扭轉了猶太人的貿易環境。首先，穆斯林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并對猶太人實行比較開明的政策，而東方的唐王朝在此之前擊敗東西突厥，將西域納入管轄范圍，打通了絲綢之路的東段；穆斯林崛起以后，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進入長期的對峙，兩地商人都難以進入對方的領地，而猶太人卻因宗教上的中立地位以及語言上的優勢，可以自由出入于兩個文化截然不同的地域，迅速成為雙方的貿易中介。不僅如此，8世紀中期以后，西歐的查理大帝及其后繼者對猶太人實行恩惠政策，允許他們在法蘭克王國境內自由定居經商，這樣猶太人得以在絲綢之路的西段立足。同一時期稱雄歐亞內陸的可薩汗國更為猶太人搭建了從事跨境貿易的舞臺。可薩汗國是由西突厥的一支——可薩人建立的草原帝國，其疆域東至咸海，西到第聶伯河中下游，北達伏爾加河中游，南抵高加索山脈，是北方“草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中轉站。據阿拉伯史家馬蘇迪記載，可薩汗國在公元786年至809年期間皈依了猶太教，因而成為中世紀猶太人少有的政治避難所�？伤_汗國境內的猶太人將首都伊提爾作為貿易基地，囤積貨物，形成了頗有影響的商業家族。他們的商船活躍在伏爾加河和里海上，和羅斯人、保加爾人、斯拉夫人等保持著密切的經濟聯系，其足跡遠涉東歐、中歐以及中亞北部。

    近代的考古發現也進一步證實了8世紀至10世紀中葉猶太人確實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際商人。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了一封波斯猶太人在公元718年左右用希伯來文所寫的商業信件；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文書中輯出一篇希伯來語寫成的祈禱文，兩份文書都證明了猶太商人在8世紀前后已經進入中國境內。在當時眾多的猶太社團中，生活在地中海拉丁語世界的猶太人，即“拉唐人”（Radanite，意為說拉丁語言的人）是絲綢之路上最為活躍的貿易群體，也在世界貿易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9世紀波斯地理學家庫達貝特在《道里邦國志》中記載了當時拉唐人的四條國際商業路線：第一條，從法蘭克出發，經地中海到埃及港口，然后經紅海至漢志港口伽爾和吉達，最后至信德、印度、中國；第二條，由法蘭克啟程，穿越地中海到安條克港口，再由陸路至幼發拉底河沿岸、巴格達，再至信德、印度、中國；第三條，從西班牙或法蘭克出發至摩洛哥、突尼斯、大馬士革、巴格達、巴士拉、信德、印度、中國。第四條，從拜占庭附近出發，穿越斯拉夫人的腹地，抵達可薩汗國首都伊提爾，越過里海到巴爾赫城，再過阿姆河，穿越河中地區，最終到達中國。

    拉唐人通過以上路線將奴隸、婢女、皮毛、刀劍、棉布等運往東方，將麝香、沉香、樟腦、肉桂、絲綢等商品售往埃及、法蘭克、君士坦丁堡等地。此外，糖、丁香、茉莉、檀香、蘆薈、棗子、橙子等也是經拉唐人傳入歐洲的。他們的活動范圍廣，通曉多種語言，活躍于不同族群和區域之間。

    10世紀晚期以后，亞歐大陸地緣政治的復雜化使猶太人的國際貿易出現逆轉，阿拉伯帝國的分裂與動蕩對猶太人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他們在地中海區域受到意大利商人的排擠。與此同時，可薩汗國日趨衰落，并于1016年在拜占庭和基輔羅斯的聯合攻擊下覆滅。雖然商業環境大為惡化，但東西方貿易仍然得以維持，猶太人又逐漸在中國找到了新的安居之所。北宋時期，開封作為國際性的大都市，萬國來朝，經濟繁榮，成為許多西方商旅的目的地。沿絲綢之路而來的猶太人向中國皇帝進貢棉布，獲得恩準，在開封建立了猶太社團。據開封猶太人留下的碑文記載，社團興盛之時，人口有“七十三姓，五百余家”，他們的禮拜場所“清真寺”金碧輝煌，有“梁園盛景”之稱。關于開封猶太人的來歷，說法不一，但無論是“波斯說”“印度說”，還是“可薩汗國”說，都與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密不可分。

    據12世紀西班牙圖德拉的猶太旅行家本杰明介紹，當時波斯的哈馬丹、泰伯里斯坦、伊斯法罕、設拉子等仍有許多大型的猶太社區，中亞的撒馬爾罕也聚集了許多猶太人。由于統治波斯的伊爾汗國與元朝關系密切，因此有大批猶太人來華�，F有資料顯示，當時的猶太人除了定居開封以外，還在杭州、北京、泉州、廣州等地留下了印記，中國史料稱其為“術忽”“主吾”“主鶻”等。

    經絲綢之路來華的猶太人不僅擴充了開封猶太人的數量，還為后者帶來了拉比、經卷等，這是開封猶太社團得以維系的重要條件。明清時期，由于推行閉關鎖國政策，絲路貿易受限，開封猶太社團成了“東方孤兒”，再加上黃河水患與開封城市衰落等因素，導致語言喪失，宗教意識淡薄，猶太社團最終被主流社會所同化。

    猶太人對絲綢之路的貢獻不僅僅表現于商貿領域，他們也為東西方文化交流與政治交往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學者們認為當今世界通行的阿拉伯數字就是由拉唐猶太人從印度傳入阿拉伯世界，再引入歐洲。猶太人還將法爾汗尼、鏗迪、海什木、巴塔尼等伊斯蘭天文學家的著作傳入歐洲，并翻譯了許多天文表，對觀測天象、繪制地圖及近代的“地理大發現”都有直接的貢獻。猶太人對醫學的貢獻亦相當出色，許多杰出的醫學家就是猶太人或有猶太血統。著名阿拉伯醫學家拉齊斯、伊本·魯世德、阿維森那、阿文祖爾等人的成果也是經猶太人傳入歐洲，其中阿維森那的《醫典》直到17世紀仍被作為歐洲大學的教科書。此外，猶太人還促進了中國與伊斯蘭醫學的交流。公元14世紀，伊爾汗國首相拉施特（Rashid-al-Din，是皈依伊斯蘭教的猶太人）主持整理并研究了中國醫學，將中國的脈學、解剖、胚胎、婦科等科目傳入波斯，并翻譯了孫思邈的《千金方》。元明時代流行中國的《回回藥方》也包含了拉施特及其同僚的心血，促進了波斯、希臘醫學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如此，史料記載，7-8世紀，猶太人多次擔任外交使臣，為薩珊波斯、大唐、拜占庭以及法蘭克與阿拔斯王朝的政治交往搭建了平臺。

    綜上，猶太人與絲綢之路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一方面，猶太人為東西商路的開辟，交通線路的維系以及橫跨歐、亞、非大陸的貿易網絡的構建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另一方面，由于絲綢之路所營造的商業和地緣政治環境，猶太人的商業機遇得以充分拓展，其民族傳統中固有的商業特質受到歷練而愈發彰顯。中國境內猶太社團的存在，是絲綢之路連接中猶兩個民族的明證，而其由盛到衰的過程也是絲綢之路興衰沉浮的歷史縮影。在猶太人與絲綢之路結緣的2000多年之后，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再次打開了這段塵封的記憶。以色列已經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上的重要節點，中以建立自貿區也寫進了2015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紅海鐵路協議的簽訂，以方加入亞投行等舉措引起世人矚目，成為兩個古老文明再度牽手的象征。中以雙方正共同傳承世紀佳話，譜寫21世紀的絲路新篇。

    （作者張倩紅 賈森 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