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國翔，現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國際中西比較哲學學會（ISCWP）副會長。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思想史和宗教學。迄今出版著作6部，中英文論文70余篇。

    “禮云禮云，漢服云乎哉？”

    時代周報：你如何看待“漢服”被官方逐漸接受的說法？

    彭國翔：據我的了解，所謂“接受”，我想只是對于社會上一些人，包括最近個別政府官員，在一些特定的場合穿漢服，有關方面沒有明確表示反對而已。這種默許，當然是隨著上世紀90年代尤其2000年以來國學、儒學地位的提升而逐漸發生的。而國學、儒學地位提升，自然也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自發的社會現象，它是伴隨著中國政府文化與社會發展戰略的調整，這的確有政府一定程度的提倡與支持。如今一些政府官員在特定場合穿漢服，應當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去理解。

    時代周報：儀式上的重視對儒學復興的推動作用有多大？

    彭國翔：儀式或者禮儀，英文叫“ritual”，當然有其重要性，它是人們內在的價值、情感要客觀化所必需的。不過，這種外在的表現形式，須以內在真實的價值與情感為基礎，否則，就成了徒有其表的虛文。孔子的時代，禮儀需要用“玉帛”來表現，但如果僅有“玉帛”的外在形式，缺乏了需要作為“禮”之基礎的“仁”，這種“禮”，就受到了孔子的質疑和批評，所以孔子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的反問。他的意思就是強調禮儀必須以仁義為基礎，才不會流于形式主義。對于推動儒學的復興來說，重視一些禮儀，尤其日常生活人與人交往過程中彼此表達友善與尊重的客觀方式，自然是有意義的。但是在儒學的核心價值被破壞之后，更為重要的是將那些價值，尤其是在與西方文明接觸之后自我更新和發展之后的基本價值，真正植根于人心和人生。一旦那些基本價值真正驗之于心，自然也就會體之于身，在日常生活中獲得自然的流露與表現。不然的話，孔子若今日復生，恐怕還會提出“禮云禮云，漢服云乎哉？”的質疑。

    時代周報：你認為應不應該大規模在官方層面推廣漢服等傳統文化儀式？

    彭國翔：在官方層面推廣一些傳統的儀式，我認為有一定意義。但是否要“大規模”？怎樣才叫“大規模”？值得考慮。而且，哪些傳統文化儀式在當今仍然有生命力，值得推廣，哪些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也需要認真考慮，不能一概而論。正如孔子自己提出的原則，所謂“因革損益”，就是對待以往的傳統，不是照單全收，除了繼承（“因”）之外，還要有所去除（“革”）。不合時宜的要去掉（“損”），以往沒有但合乎人性內在要求的，要吸收增加到傳統之中（“益”）。

    時代周報：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官方、半官方、民間的場合會穿漢服，但也有很多批評聲音說這些其實都不是正確的漢服，真正的漢服應該是怎樣的？

    彭國翔：坦率地說，在我看來，問題根本不在于那些是不是真正的漢服，而在于所謂“漢服”本來就難以確定。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什么叫“漢服”？如果明代的服裝是漢服的話，那么明代的服裝與宋代不同，如此宋代的服裝就不能算“漢服”了嗎？如果宋代的服裝是標準的漢服，那么唐代的又將如何？如果把漢代的服裝定為漢服，漢以后中國人的服裝又算不算漢服呢？再者，如果“漢服”指漢族人的服裝，那么早已構成中華民族有機組成部分的各個少數民族的服裝，又將如何定位呢？

    關鍵在于，服裝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器物，原本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以及文明的融匯而自然演化的，這一類東西并不構成定義一個民族和文化的根本因素。比如，當今之世，我們穿西裝，使用微軟的電腦，開德國、美國和日本的汽車、喝咖啡，就不能做中國人了嗎？以前有一首歌叫“我的中國心”，其中一句歌詞說得很好，“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還是那句話，只要能對包括儒家傳統在內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體之于身、驗之于心，穿什么樣的衣服都不妨礙做中國人。事實上，在歷史上，“中國人”原本就是一個文化的觀念，可以超越地域，更與政權無關。

    總之，我的看法是，如果穿漢服的用意是要強調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回歸與認同，那么，與其圍繞什么是真正的“漢服”聚訟不已，不如大家一道去認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同時認真吸收人類一切文明中的優秀價值，做一個“富而好禮”、“威而不猛”的“中國人”，共同打造一個人文與理性、公平與正義的社會，使中華民族重新成為一個“富強”之外更有“斯文”的偉大民族，在當今之世再次贏得世界人士的敬重。

    “別有用心”的倡導和追捧傷害儒學

    時代周報：國家近年來對儒學研究有什么變化和投入？你如何看待“儒學的顯學化”這一問題？

    彭國翔：隨著政府文化與社會發展戰略思路的調整，政府對儒學研究采取一定的扶持。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與儒學有關的科研項目和課題，就是明證。

    至于說如何看待“儒學的顯學化”這一問題，我倒是思考很多年了。早在2006年，有媒體編輯約我撰寫有關國學熱、儒學熱的文章時，我就明確表達了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當時我寫的“儒學復興的省思—緣由、問題與前瞻”，就是針對你的這一問題。這篇文章連同其他幾篇有關的文章，都已經收入我去年出版的《重建斯文—儒學與當今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一書之中，這些文字可以說都是在一個全球的視域中聚焦和反省儒學的精神價值與時代課題。

    大體來說，當今之際重建中華文明的價值系統，我稱之為“重建斯文”，無疑是必要的當務之急。其中，儒家傳統毫無疑問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仁”、“義”、“禮”、“智”、“信”這些儒學的核心價值。不過，除了儒家的核心價值之外，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一切合乎人道、有利于人類自身完善的優秀價值，各種人類精神傳統中合情合理的成分，都應該被吸收到新的價值系統—“斯文”之中。

    事實上，儒學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吸收新鮮成分而與時俱進的傳統。如吸收佛道兩教而產生的宋明理學、吸收西方哲學和宗教而產生的現代新儒學，正是那種“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使得儒學成為一個能夠不斷自我更新和完善的活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另一方面，如今復興儒學面臨兩大問題：一是庸俗的商業化；另一個是狹隘民族主義化。兩者對真正的儒學復興都是莫大的傷害，足以構成儒學復興的“死亡之吻”。“五四”以來對儒學的批判雖然間或不無極端，但真正具有內在價值的傳統其實并不懼怕外部的批判，所以“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在某種意義上反倒構成儒學更新和發展的一種洗禮。而那種庸俗的商業化和狹隘民族主義化之下的追捧，在那些并不能“知行合一”、真正體現儒家核心價值的倡導之下，反而會成為真正儒學復興、斯文重建的最大傷害。這一點，是我最為擔憂而一再提請廣大有識之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