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最初是對居住在中原地區漢族先人的稱呼，以區別于四周的夷、狄、戎、蠻少數民族，漢代以后始稱漢族。可信文獻中，“華夏”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孔安國解釋為“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現在，華夏民族則泛指受中華文明影響的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華夏民族圈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兩周秦漢時期是其中的重要階段。在這一過程中，齊魯文化這一地域文化起了主導和引領作用。

    華夏民族圈的形成在西周至漢時期經歷了四個階段，形成了四個逐層外擴的文化圈。

    第一階段，西周封邦建國至春秋前中期，文化圈局限在黃河中下游，腹地除殷商遺民宋國外，皆是姬姓宗親子弟，有鄭、衛、曹、魯、燕等國，齊、晉兩國分守文化圈的東西兩大門。西周封國，齊、魯兩國為首封，周王分封目的很明確，因魯國是周公的封國，立國之初便得到天子禮樂的厚賜和特權，“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禮記·明堂位》），而對齊，則是授予“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左傳·僖公四年》）的征伐大權，目的就是把魯國建成東方文化中心，把齊國建成抵御東夷、藩屏周室的東方屏障。西周滅亡，周室東遷洛邑，王室衰微。這時齊桓公打著“尊王攘夷”的旗幟，抵御了周邊少數民族的進攻，團結了中原。孔子贊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孟子稱“五霸，桓公為盛”。齊桓首霸的意義：一是于諸夏內部，以頻繁的會盟方式促進了中原內部各諸侯國文化的交融，用周的禮樂文化，統一了諸夏思想，凝聚了諸夏力量。二是于華夏文化圈外部，抵御了落后民族對先進文化的掠奪性破壞，捍衛、延續了華夏族的文化生命。齊桓公代替周天子行使政治軍事權利，其稱霸雖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始作俑者”，但也標志著春秋前中期齊國政治軍事中心的確立。

    第二階段，春秋中后期，華夏民族圈從黃河中下游擴展到長江中下游，楚、吳、越被納入進來。隨著春秋中后期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相繼在中原稱霸，華夏文化也迅速同化了這些所謂“蠻夷”。楚莊王邲之戰時引詩論武的一段話，反映楚莊王受到了中原禮樂文化影響，主張偃武尚德；楚國滅陳后又復陳，說明楚國還遵守著春秋戰勝不滅國的禮俗；楚莊王大臣申叔時所列楚太子的課目幾乎把儒家的六藝《詩》《書》《禮》《易》《樂》《春秋》全部囊括，顯然是以中原文化培養楚的接班人，表明中原文化在楚文化中已占主流地位。夫差霸業的頂點是黃池之會，會上，吳王夫差去掉“王”號，稱“子”號；會后，又派大臣王孫茍告勞于周，表示要率諸侯“戮力同德”，共尊周室，因此得到孔子的贊揚：“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榖梁傳·哀公十三年》）是說夫差雖然并不能說出中原“冠”的等級含義，但“欲冠”本身則說明了夫差主動學習中原禮樂文化的態度，應該受到稱贊。春秋中后期的霸主雖在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之間迭興，但文化中心與霸主國并不一致，華夏文化圈的中心不在晉、楚、吳、越，也不在周。在齊國成為政治軍事強國的同時，魯國逐漸發展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成了華夏文化圈“中心的中心”（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頁）。

    第三階段，戰國、秦時期，秦國參與到逐鹿中原的爭戰中，華夏民族圈進一步擴大。戰國后期無論是合縱還是連橫，皆是東方六國與秦之間的斗爭，這是政治上秦統一六國的過程，也是文化上秦加入華夏民族圈的過程。斗爭的結果，秦政治上完成了統一，東方文化的西進卻遇到了阻礙，最突出的表現便是焚書坑儒事件，坑的是齊魯的方士與儒生，學術上表現為法與儒、陰陽五行家的沖突，深層透露的正是齊魯文化與秦文化之間的沖突。這時齊文化與魯文化經由齊國稷下的百家爭鳴已經融合為二元一體的齊魯文化，《荀子·性惡》中首次出現了“齊魯”并稱：“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文者，何也？”秦統一后的華夏民族圈，齊魯文化的領導能力受挫，但沒有齊魯文化中儒、道思想的中和，秦法家治理下的王朝也迅速走向瓦解。

    第四階段，西漢時期，河西走廊與天山南北納入華夏民族圈版圖。秦法家治國失敗以后，齊魯文化迅速占領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識，先是“培植于齊、發育于齊、昌盛于齊”的黃老道家從膠西國走向漢中央朝廷，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思想適應了漢初戰后的社會狀況，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同時，齊地的陰陽五行思想大行其道，“無論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一套的”（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陰陽五行思想自上而下滲透到漢人的治國、生產、養生乃至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中；接著，在斗爭中不斷壯大兼綜百家后的新儒家代替黃老道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后歷代封建王朝沿用這一治國思想，齊魯文化從地域文化匯入了華夏文化的主流。漢中央朝廷在對內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統的同時，對外開疆拓土：首先是外交先遣，派張騫出使西域；接著直接進行軍事較量，命衛青、霍去病等大將出征匈奴；然后納入政治版圖，宣帝時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最后是文化上的同化。儒、道思想經河西走廊隨絲綢、茶葉、陶瓷等經濟貿易傳播到西域各地，因此成就了周、秦之后更大范圍的東西文化匯合：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教的沖突與融合，華夏文化圈進一步擴大。

    綜合華夏民族圈的形成可知：西周的分邦建國形成了華夏民族圈的內層，春秋時齊、魯繼承了周的征伐大權和禮樂文化，成了華夏民族圈的軍事和文化中心。之后在政治版圖上，周邊其他民族逐層匯入此圈。在思想文化上，處于核心的齊魯文化，憑借其儒、道文化軟實力，同時借助帝王的權力平臺，逐層推進文化影響，最終通過文化認同實現了真正的民族認同。

    劉愛敏（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