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陳列的《戰犯谷壽夫判決書正本》復制件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石美瑜等五位法官判決谷壽夫死刑的底稿。新華社發
10月9日,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消息,中國2014年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關于大屠殺事件(1937年至1938年);第二部分關于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戰后調查和審判戰犯的文件(1945年至1947年);第三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構的文件(1952年至1956年)。
中國2014年申報的另一個項目《“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此次未能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消息傳出,引發國內外強烈關注。南京大屠殺、日軍強征慰安婦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有何意義?為何一個成功,一個失敗?
“我們的認識是人類的共識”
“《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是對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最好回擊。”消息傳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激動萬分。作為申遺最早發起者,他見證了從2009年1月提交《關于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名錄》議案,到2015年10月9日申遺成功的全過程。
2009年,南京大屠殺史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工作領導小組成立,確定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南京市檔案館聯合牽頭。2014年3月,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以及上海市檔案館加入申遺行列,“申遺”檔案變為11組,分別為程瑞芳記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日記、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實景的原始膠片及攝影機、16幅日軍暴行的照片、吳旋提供的呈文、谷壽夫的判決書、南京安全委員會成員貝德士的證詞、李秀英向南京審判軍事法庭提供的證詞、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表、南京審判軍事法庭的調查罪證、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外國人的日記及占領南京目擊人記述。
“這是和平的勝利。我們提出申遺,就是為了警醒世界不能再讓類似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重演。我們的認識是人類的共識。”朱成山說,檔案是真實的歷史記載,南京大屠殺檔案成為世界記憶遺產,說明我們對歷史的認知經得起檢驗。這段歷史通過成為世界記憶遺產的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公布、公開,對傳承歷史、反對謬論、傳播真相都有重要意義。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說:“‘申遺’最重要的是防止集體記憶的喪失。保存、牢記、正視歷史就是我們的目的。”
日方“質疑”是欲蓋彌彰
《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后,有報道稱,日本外務省10日發布“新聞官談話”,質疑中方申報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指責教科文組織未能保持中立和公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此表示,事實不容否認,歷史不容篡改,日方有關言行再次表明其不愿正視歷史的錯誤態度。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告訴記者,“日本右翼對我們申遺非常畏懼,從2009年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起,日方就多次否定南京大屠殺。2014年6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就宣稱,要向中方提出抗議,并要求中方撤回申遺。”
“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檔案沒有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最大原因也是日方不擇手段地干擾。”蘇智良透露,中國申報的這批檔案歷史線索清晰、記錄真實可信,從不同角度真實地記錄了日軍在占領南京期間奸污婦女的大量罪行,具有顯著的史料價值,符合有關申報標準。
蘇智良等專家表示,日方有關言行妄圖繼續掩蓋罪行,可結果卻是欲蓋彌彰。“盡管日軍強征慰安婦的檔案沒有獲得通過,但是中國、韓國、朝鮮、菲律賓、荷蘭等國的慰安婦幸存者還有近百人在,日本不能改變侵略戰爭時期推行反人類的性奴隸制度的事實,我們還要繼續努力。”蘇智良說。
銘記歷史只為延續和平
南京大屠殺作為人類創傷性記憶的一部分,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義,符合世界記憶遺產的地位。孫宅巍等專家表示,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也為日軍強征慰安婦檔案申報提供了經驗。
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教授提出兩點建議:首先,社會各界應團結起來保存歷史記憶。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保存南京大屠殺記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國家確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群眾在紀念日等節點祭奠死難同胞,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教授等專家學者積極開展學術研討并編撰史料。其次,可以聯合國際社會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如聯合韓國、朝鮮等曾被日軍強征慰安婦的國家一起,充實日軍強征慰安婦的第一手檔案,共同申報。
“每一次申遺,都有很多制約性因素。日軍強征慰安婦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需要豐富的第一手原始文獻。戰爭年代,日本內部有很多強征慰安婦的機密文件,但后來大部分被銷毀了。中國應該廣泛征集第一手原始文獻。”孫宅巍表示,銘記歷史是為了延續和平,我們要用行動告訴未來,中國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是為從全人類的視角防止類似事情重演。(本報記者 鄭晉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