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人們往往把良性運作的社會構架喻為“三足鼎立”：政府、市場和社會。確乎如此，一個社會倘要納入現代文明的軌道，亟需彰顯出政府決策的引領作用、市場經濟的調節作用和社會力量的托底作用。社會力量須臾不可或缺，保護文物亦不例外。

 

　　在新時期，如何以法律為圭臬，進一步完善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的體制機制，乃是一個重大課題。日前，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組織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立法專題論證會上傳遞出訊息，該文件明確規定：“國家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參與文物保護，支持開展文物保護志愿服務活動”。在這一原則性條款下，修訂草案（送審稿）還提出了一些具體規定，以進一步拓寬社會力量參與的制度空間。諸如：第17條提出，所有權人或其他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有權提出不可移動文物的認定申請；第85條提出，公民、法人和社會組織有權舉報破壞文物的信息和線索，文物主管部門應查清事實，依法處理，并及時反饋處理結果；第87條提出，對嚴重破壞文物，致使社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行為，社會組織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等。

 

　　應當承認，我國保護文物工作有著堅持群眾路線的傳統。早在1956年，《國務院關于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中就強調：“必須發揮廣大群眾所固有的愛護鄉土革命遺址和歷史文物的積極性，加強領導和宣傳，使保護文物成為廣泛的群眾性工作”。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的我國文化領域的第一部法律《文物保護法》，還是1992年和1995年國務院兩度在西安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都提及文物工作也需要依靠群眾，動員社會力量的參與，形成全社會保護文物的合力。2016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更是提出：“培育以文物保護為宗旨的社會組織，發揮文物保護志愿者作用，制定文物公共政策應征求專家學者、社會團體、社會公眾的意見，提高公眾參與度，形成全社會保護文物的新格局”。

 

　　反觀實踐，近十年來，不少城市的志愿者和社會組織，配合主管部門從推土機下搶救出了一大批珍貴的文物建筑和歷史街區。如北京的美術館后街22號、曹雪芹故居、孟端胡同45號、南池子等胡同，設立了“掛牌保護院落”，促成《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以居民為主體進行房屋修繕的保護機制”的制定；而南京老城南的保衛戰，不僅加速了國務院《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的出臺，也使南京繼北京之后，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確定了“鼓勵居民按保護規劃實施自我保護更新”等重要原則，從全局上對名城保護及文物保護產生了深遠影響。

 

　　恰如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2010年度“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杰出人物”頒獎典禮上所說：“保護文化遺產絕不僅僅是各級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專利，只有廣大民眾真心地、持久地參與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障。”要兌現這一“最可靠的保障”，我們委實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還有相當多的急務，從這個意義上說，修訂我國文物保護法適逢其時，有專家在該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立法專題論證會上提出專設“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一章也是切中肯綮的。人們期盼富有“社會力量托底”意涵的新文物保護法早日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