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洪波



顏炳罡



郭齊勇



湖南長沙岳麓山岳麓書院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江西九江白鹿洞書院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文化薪火·書院的故事】

　　嘉賓：

　　郭齊勇 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院長

　　顏炳罡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鄧洪波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

    主持人：

　　本報記者 史楠 

書院千秋：讀書人情系的“道場”

    鄧洪波：書院是中國士人圍繞著書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傳播的文化教育組織，從唐代出現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宣布改制為學堂，歷經1200余年。據統計，書院從唐代的59所、五代的13所、宋代的515所，發展到明代的1962所、清代的5863所，除去跨越兩朝以上重復統計的1277所，歷代新創建書院合計7525所。

　　到晚清改制時，有1606所書院被改為大學堂、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師范學堂、校士館、存古學堂、女子學堂、實業學堂、蒙學堂等各級各類學堂。

　　顏炳罡：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傳承方式和培養傳人的場所，人們將這種場所稱之為“道場”。如果說佛教的道場是寺院，道教的道場是道觀，那么書院就是儒家的道場。傳統的書院具有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祭祀孔子、保存書籍、社會教化等功能，這樣的書院基本上如同今天的高等院校。

　　當然，書院的發展與完善是一個過程。創建于唐代開元年間的麗正書院實際是一所修書、校書、藏書的場所，講經是其附帶功能。到北宋時期，書院功能才得以完善。由于書院規模有大有小，學術水準有高有低，因而書院并沒有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標準”。如北宋年間泰山書院、徂徠書院實際上是胡援、石介等人研究學問的場所，明代的建立于孔子出生地的尼山書院是祭祀孔子為主的書院。書院雖然規模有大有小、存廢時間有長有短，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社會教化功能。

　　歷史上，中國官員一向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傳統，但傳統社會考察官員政績不是GDP，而是社會大眾的教養程度即社會風尚的優劣。良好的社會風俗來自于教化，故建書院，興教化成為官員的政治訴求。建書院，興教化，二者互為因果關系，建書院目的在于興教化，只有教化興，才能更好地維持書院的運轉及教學功能的發揮，這樣看來又是共生關系。

    鄧洪波：書院是儒家的營地，在古代社會它作為儒家的道場與佛道的寺廟、宮觀并立、對應，成為最有中華文明特色的文化教育機構。理學家朱熹的年代，廬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而“儒館”僅白鹿洞書院一家，若加郡縣官學也就三家，勢力懸殊，其“盛衰多寡之相絕”完全不成比例。因此，他一再奏報朝廷修復白鹿洞書院，其用意就在于要與佛老爭奪陣地。誠所謂針鋒相對，以一對百，“不得不任其責也”。儒學是當時國家的指導思想，修復“儒館”的舉措理應得到支持。當時朝廷高官和同僚中的大多數人對此并不理解，甚至反對。朱熹近乎偏執的書院情結和堅持，才促成了白鹿洞書院的重建，而《白鹿洞書院揭示》更成就了其名列“天下四大書院”的輝煌。

　　南宋的理學家大多像朱熹一樣有很深的書院情結，他們肩負著發展學術的時代使命，承唐代書院整理典籍，辨彰學術之緒，以書院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學者，努力經營自己的學派，集成學術成就，再造民族精神。此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將學術與書院的發展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并由此開創出一個書院與理學一體化的機制。

　　書院與理學一體化機制的形成，賦予書院思想與哲學生命的光輝，開創了書院與學術一體化的傳統。從此以后，書院作為儒家的道場，成為推動中國學術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學術的發展差不多就成為書院的內部事務。于是，在自由講學的旗幟下，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幅書院與學術的流變圖：程朱理學與書院在元代的北移，書院在明代成為王湛心學思潮的大本營，宋學、漢學、新學、西學等更替成為清代書院講壇的主流聲音。

　　顏炳罡：明清兩代，書院空前繁榮，但書院也由此盛極而衰。元明清三代書院的意義幾乎與今天意義上的學校同尊。不過，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列強武力犯關，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晚清掀起一股改書院為學堂的大潮，新式學堂教育取代書院教育，書院也由此走向衰微。民國以來，懷抱儒家理想的知識分子如梁漱溟、馬一浮、錢穆等人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先后興建過如勉仁書院、復性書院、新亞書院等，以期延續傳統書院的命脈，但這些書院文化的星火與現代學校教育的強光相比已顯得極其微弱。

    鄧洪波：近代以來，由于“新學”“西學”的加盟，書院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加以教會書院的沖擊與影響，更由于大批量培養新型人才的現實需要，書院的教學內容和其制度本身開始了近代化進程。但這一進程被“新政”浪潮所淹沒，光緒皇帝一紙改制上諭，將各省所有書院改為大中小三級學堂。改制令在宣布書院隱退的同時，事實上賦予了它接通中國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血脈的歷史使命。1606所書院或稱高等、大、中、小學堂，或稱師范、工業、農桑、桑蠶、方言、女子學堂，名雖不一，實則已經成為當時國家教育的主體，而官學、私學則罕見改為學堂者。因此，我認為在中國教育由古代到近現代的轉型時期，書院發揮了貫通血脈的重大歷史作用。但遺憾的是，書院的這種作用長期被忽視，以致形成中國現代教育只可上溯到西方教育制度而不得與本國古代教育制度接通的現象。

　　研究書院的歷史，總結其經驗教訓，重視并宣講它的歷史作用，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改變這種現狀，更可以使中國教育滿懷自信地面向世界。

　　郭齊勇：傳統書院在清末民初之前的這一千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也是世界教育史、文化史上最值得稱道的文化遺產之一。傳統書院的制度架構、精神理念對今天中國的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官學與書院，經世與致用

    郭齊勇：在歷史上，書院教育與官學體系不同，是官學的補充。古代成熟的書院教育與道學（即宋明理學）的宇宙論、心性論、價值觀、政治制度訴求及學者們的政治參與密切相關。傳統書院的創辦者、主持者是德高望重且有相當造詣的學者，他們有明確的辦學理念，有培養人才的精神主旨。書院主要是通過經典教育，講明義理，使師生自我修身乃至推己及人，來成就君子人格。書院尤其重視經世致用。

　　鄧洪波：中國教育，長期官學、私學并行。及至宋代，中國士人為了滿足自身日益增長的文化教育需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整合傳統的官學、私學以及佛道教育制度的長處之后，創造出書院這一全新的學校制度。從此，書院和官學、私學鼎足而三，支撐著中國古代社會的教育事業。

　　從儒家內部來講，書院與官學（包括太學、國子監等中央官學和府州縣學等地方官學）都是儒家營地，作為古代社會最主要的傳統教育機構，它們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但在政府看來，官學為主，書院為輔，朱熹、王守仁等書院的精神領袖公開都講興書院以匡扶官學。而實際上，廟學一體的官學象征意義大于實際作用，尤其是王朝中后期，官學往往流為教育行政管理機構而不是真正的教書育人的學校，書院卻以輔助之身而真正承擔起國家的教育責任，成為王朝學校的主體。

　　書院既有官辦，又有民辦。官辦書院和民辦書院的長期并存，使官學與私學這兩種不同的教育傳統，對書院形成既交相影響又相互制約的合力，使其不至于從總體上變成完全的官學抑或完全的私學，但又長期保持某種官學與私學成分并存的結構態勢，形成一種似官學而非官學，似私學而非私學的整體生存特色，并進而以這種特色與傳統的官學和私學各自完全區別開來，成長為獨立于官學與私學之外的全新的教育體制。

　　書院的教學內容，包羅甚廣，廣博深厚，可以分成普通文化知識、高深的學術研究、特種知識與技能等三大類別，形成大體與之對應的普通書院、學術型書院、專科類書院。舉凡古代社會的知識體系，近代西方的科學技能，盡皆收入其中，其勢開放，無官學之僵硬保守而顯活力，無私學之隘小細微而呈恢宏，師生授受之知識結構具有完整性，此則正是書院涉及不同教育領域，從而自成一統，長久存在的原因所在。

　　書院的教學程度具有多層性，從低到高，各個層次都有，既有大學一級的，也有小學一級的，而且大學、小學又各有高下之別。這種層次的豐富性，歷代皆然。到明清時期表現更加突出，尤其是清代，由家族、鄉村、州縣、府道、省會乃至聯省，書院構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完整的等級之塔，自成體系，差不多承擔起國家的全部教育任務。它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滿足讀書人不同層次的文化需求，并在這種滿足中贏得自身的壯大與發展。這正是書院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它與官學、私學相比而特立獨行的表征。

　　郭齊勇：中國傳統書院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精神，我們大約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書院堅持道統，弘揚人文精神與價值理想。官學與科舉直接掛鉤，書院則救治時弊，堅持儒家教育傳統，以“道”為追求目標，培養生徒具有終極關切與超越信仰，以“道”修身并治世，有道德理想與完善人格。

　　第二，書院打破了官學體制，不受其限制，具有民間性，承載自由講學與批判的精神。書院是民間資本與民間學者結合的產物，基本上是民間教育組織，民間人士積極資助，捐錢捐田捐書辦書院。當然，書院在發展過程中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官、民、商、學相互參與及合辦的趨勢，自治權不免也受到影響，但總體上與官學不同，有相當的獨立性與自由度，培養的士子有參與、批判的思想力與勇氣。

　　第三，書院強調知識、學術的自身特性，有獨立的學術精神與學派意識。書院自立自重，不隨人俯仰，是師生們自由講學、獨立探求知識、切磋學問的地方，有獨立學術、學派的追求與創新精神。各書院尊崇并培養、支撐了道學的不同學派。

　　第四，一千多年來書院不絕如縷，培養了一代代士子，這些士子多數人德才兼備，經邦濟世，明道致用，傳承人文，推動民間講學之風，振興社會教化，美政美俗。

進入現代，書院要證明自己“活著”

　　鄧洪波：截至2011年年底，我國已新建實體書院591所、網絡虛擬書院百余所，修復、重建傳統書院674所，合計1360余所。五年后的今天，保守估計，書院總數在2000所以上，已經超過明代。

　　郭齊勇：國學熱在今天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書院熱，各地的民間書院如雨后春筍般涌出。今天的書院，就主辦方而言，大體上有官辦、商辦、學者辦、民辦或合辦等多種。湯一介、王守常教授的中國文化書院是學者辦的典型。岳麓書院、筼筜書院是官學合辦的兩種不同的典型。牟鐘鑒、王殿卿、顏炳罡、趙法生等在孔子的誕生地泗水縣辦的尼山圣源書院努力培訓青年學人，尤其在當地推動鄉村儒學，頗有成效。河南省建業集團辦的本源社區書院，在鄭州市天明路樓盤內成功地辦了第一家，續有了三家，他們讓國學走進社區的經驗，值得推廣。湖北經心書院是企業家們辦的自我教育的場所，是提升自己文化與道德修養的道場。書院的當代價值日益顯現出來。

　　顏炳罡：進入21世紀以來，書院一夜之間成為當代文化的時尚，由企業、民間團體、學術同仁、私人、官方以書院之名所建場所在中國已遍地開花，有研究書院史的學者指出，今天的書院從數量上已經超過明代。書院的快速興起讓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可喜的是，中國社會、市民大眾對書院有普遍認同與懷戀，沒有拒斥與反感；可憂的是，不少人假書院之名，行掙錢之實，破壞了書院在人們心目中的神圣性和美譽度。

　　我認為，如果一個建筑物只用作酒店，就不要稱書院；如果一個建筑物只是酒店，無論這個酒店如何裝裱，也不要稱某某書院酒店；如果僅僅是高端人士出入的會所，也不要稱書院；如果僅僅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辦學機構而沒有道義擔當，同樣不配稱書院。古代書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場，是儒家信仰者精神歸宿，今日之書院雖然不再只是儒家的道場，最起碼應是傳播中華文化的陣地。講學、研究、藏書、禮敬孔子、社會教化是傳統書院的功能，我們認為這些功能規范對當代書院建設仍有意義。

　　郭齊勇：商辦、民辦的一些民間書院興起，令人欣慰，這是恢復民間活力的初步，但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目前最讓人擔憂的也是商辦、民辦的一些民間書院。這些書院也分幾種情況：從目的來說，有的是以盈利斂財為目的，有的是以公益為目的；從對象來說，有的是對成年人（如企業家、企事業單位、機關），以辦講座、搞培訓為主，有的則是對兒童與青少年，搞課外教育或全天候教育。

　　現代書院的興起本來就是國民對國學、傳統文化的自發需求的產物，本來就是對體制內的教育不滿的產物。對體制內的教育不滿也分兩種，一種是對體制內不系統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滿，急需補充這方面的教育內容，另一種是對現行體制內的辦學理念、模式、方法的全面逆反，特別是客觀上一些孩子跟不上壓力很大的應試教育，家長擬另覓出路。加上有的家長忙于生計，無暇照顧孩子讀書。針對以上情況，應運而生出兩類書院，即有的只是從事課外教育，是課余補充，讀一點經典，教一點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而有的則變成對孩子們的全天候教育。這后一種書院也有辦得好的，強調全面性教育的，但不多。有的所謂書院，只是讓孩子們背誦，不講義理，也不學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完全是誤人子弟。

    顏炳罡：進入21世紀，傳統書院不僅僅是文物古跡，而應是活的文化載體；新興書院也不應是人們發思古之幽情的建筑物，而應是弘揚中華文化的陣地。無論是傳統書院還是新建書院，何以證明自己是“活”的存在，而不僅僅是死的、冷冰冰的建筑物？一句話，擔當社會責任，對社會有價值，對大眾有意義。

今天我們該怎樣辦好書院

　　郭齊勇：今天的民間書院應如何辦？我認為首先還是要端正目的，端正辦學理念，不能以賺錢斂財為目的。我們還是要從傳統書院吸收精神營養。古代書院都有學規，如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學規（揭示），明確興教辦學的宗旨。現在的書院職能各異，可以結合實際訂立學規。最重要的是，書院運行一定要在儒家義理的指導下進行，總體上是要貫徹仁義之道，提升辦院者與學員的人文道德素養，身體力行，知行合一。書院應以讀書講學為中心，是潛心讀書之地。

　　在全國書院重建的熱潮中，重溫傳統書院的經驗與智慧，對于提升現代書院的品質有重要的作用。老書院煥發青春的典范是岳麓書院，該院得天時、地利、人和，結合傳統與現代，使千年書院獲得新生。該院又是現代化大學湖南大學的一部分，有了現代大學的結構與功能，從事正規的教學、科研、學科建設等事業。現代大學建制固然對書院有一些束縛，但岳麓書院今天的興旺發達，仍獲益于這一體制、機制，同時它又有相對獨立性，在體制內辦一些體制外的屬于老書院的文化事業。

　　顏炳罡：荀子有言：“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書院是儒家的道場，美俗是當代書院的重要職責與使命，而優良社會習俗的形成源于社會教化，因而成就社會教化就是當代書院對當代社會的價值，對大眾的意義。

　　如何成就社會教化，真正發揮“儒者在下位則美俗”的功能？近期以來，山東地區的一些書院做出一些探索，尤其是建于孔子出生地的尼山圣源書院以及遍布全省的尼山書院在此方面做得較為典型。尼山圣源書院是由海內外學人于2008年創建的新型書院，自2013年起，在書院周圍村莊展開儒學教育，對改良社會風氣，發揮了良好的作用。尼山書院原為祭祀為主的古代書院，2015年以來，山東省文化廳利用這一古老的書院名牌，在全省創建圖書館+書院新文化傳播模式，全省縣以上圖書館建有尼山書院數十所，開展公益講堂，教化大眾，同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由山東地區書院的實踐，我們認為，當代書院要盡到社會教化之責，必須具備如下兩點：

　　首先，書院應有一批獻身中國文化傳播事業的儒者，這批儒者既要有較高的人格操作，又受過中國文化基本常識的訓練，真正可以傳道、解惑，既能行為世范，又回答百姓關注的問題，為百姓釋疑解惑，從而提升百姓的道德素質。

　　其次，書院的自我定位應當接地氣，合乎百姓之需要。書院理應各具特色，千差萬別，形態多樣，但如果一個書院只將自己定位于“為往圣繼絕學”的道場，那么它就無法完成社會教化之責。我們認為，當代書院的問題不僅僅是“為往圣繼絕學”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往圣開新學”的問題。中華文化的傳承、中華道統的延續、中華核心價值觀的堅守決不僅僅是少數專家、學者的使命，而是全民族的共業，因而提升百姓、涵養百姓，讓中華道統之魂、中華精神之魄重新附在普通百姓之體上，成為百姓人倫日用之道，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才是民族當務之急，也是書院教化的重心所在。

　　郭齊勇：現代書院若要與現代教育體系相融，真正發揮繁榮學術、傳承文化、培養道德的功能，它可以成為現代學校教育的一種補充，兩者是不可相互取代的。今天幼兒與中小學教育比較強調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相信傳統文化教育今后會系統進入體制，這樣民間針對孩子們書院的市場會小一些，但仍有存在空間。書院主要應是成人教育、繼續教育、自我教育的方式。

　　有一種書院是現代大學內部的機構，如香港中文大學有新亞、崇基等幾十家書院。這些書院主要是以大學生宿舍為基礎，對大學生做一些課外的人文教育與心理輔導，是學習傳統書院，特別是學習劍橋大學住宿學院制度與牛津、劍橋導師制度的結晶。目前大陸的一些高校也在效仿。

　　具體來說，今天要辦好書院，首先，一定要充分學習、領悟傳統書院的精神與辦學理念，繼承與弘揚傳統書院的制度與規范中的精華，要以虔敬的心態，把今天的書院辦成書院人立志悟道、修身成德、關愛他人、參與社會的道場，做到內圣修己與外王事功的統一。

　　其次，書院要以經典教育為中心，切磋琢磨，持之以恒。原原本本地、一字一句地讀經典，是起碼的要求，同時還要充分體現學以致用、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原則。國學、儒學，都是生命的學問，要在生命成長過程中不斷領悟。

　　再次，書院應堅持其獨立性與批判性。我們提倡人格獨立，思想自由，辦出不同風格，包容不同的思想，包括適當學習西方、印度經典，學習現代理論，促進文明對話。書院的自由講學，問難辯論，可以努力促成健康的民間社會的重建，培植、增強民間文化的自主性與多樣性。

　　最后，書院當然要接地氣，要努力擔負起教化社會、教育青少年的功能，美政美俗，讓國學進入社區、鄉村、企業、課堂、機關、營房與尋常百姓家。當然，通俗化不是庸俗化，我們還是要堅持正道，正講，而反對歪講、邪講、俗講。

　　顏炳罡：社會教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這一工程完成絕非書院一家所能獨任，它應是整個社會分工協作的結果，但書院作為儒家的道場，理應在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書院在從事社會教化中可以提升自己，壯大自己，社會教化因書院的存在而更加堅實有力。

　　郭齊勇：總之，我們應總結經驗，反本開新，把書院辦得更好、更健康，讓傳統文化的精義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