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 網絡配圖

 

　　河南舞陽張王莊遺址、陜西楊官寨廟底溝遺址、山東焦家遺址和堯王城遺址、浙江良渚遺址、遼寧朝陽半拉山遺址……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再到東北地區，近年來，全國范圍內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取得豐碩成果。扎實的考古工作和多學科的深入研究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

 

　　8月22—23日，由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第一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在河南鄭州召開。來自全國40余家相關科研單位的100多位考古工作者，圍繞“區域互動與文明化進程”這一主題，針對近年來舞陽張王莊遺址等13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新發現、新成果展開深入研討。

 

　　拓展區域互動與文明進程研究

 

　　探究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新石器時代考古至關重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表示，新石器時代考古是中國考古學的開端。1921年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的發掘、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均是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農業在這一時期出現，文明起源、形成于這一時期，新石器時代考古是研究史前史的最重要內容。

 

　　近年來，不同地區的考古新發現不斷豐富人們對文明進程的認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魏興濤提到，舞陽張王莊遺址新發現的早期稻田是中原或北方地區的首次發現，對于探討中原地區早期農業形態等具有重要價值，也為中原地區今后尋找更多古代稻田及相關問題的研討提供了有益啟迪。

 

　　而楊官寨遺址近年發現的偏洞式墓葬當屬目前所知最早的同類遺存，將該類墓葬的出現年代提前了400多年，為該類墓葬的起源與傳播，以及關中地區與中國西部地區，乃至西方的文化交流與影響提供了珍貴的考古材料。此外，朝陽半拉山遺址、石家河遺址、良渚遺址……各地和文明起源相關的考古新發現不斷涌現。

 

　　“近十幾年來，新石器時代考古取得了重大進步。各地和文明起源相關的發掘層出不窮。”在王巍看來，以新石器時代考古為依托，通過扎實的考古資料和多學科研究，現在各個區域的文化序列、文化譜系、基本格局已經比較清晰，使得我們對文明起源的認識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中國五千年文明由傳說變為信史。

 

　　王巍表示，現在研究越來越多地轉向區域文明進程及區域互動。各個地區的文明進程是如何演化的？各個區域之間的相互聯系及互動如何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這些問題應該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著力點。

 

　　聚落研究揭示社會復雜化進程

 

　　盡管此前學界就一個社會是否進入文明階段的判斷曾提出各種標準，但近年來，在史前考古學研究與實踐中，學者越來越意識到，文明的程度遠非某個簡單的指標可以說明，文明化表現為復雜的進程。因此，更應該看到在種種考古遺址發現的背后所體現出的社會復雜化進程。

 

　　王巍表示，目前我國大多數區域的史前文化系列、文化譜系構成的整體格局基本清晰。學界現在越來越多地把研究重心放在對各個區域社會及其發展的探索中，對某一區域史前遺址的考古研究應在本區域文化譜系研究的基礎上，通過關鍵性材料去注意本區域的社會發展變化，也就是研究其文明化的進程。

 

　　“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即公元前7000—前4000年左右，隨著農業的發展及在生業經濟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有一定規模的定居村落普遍出現，氏族組織逐漸發展成熟并成為較為獨立的基本社會單位。不同村落或不同氏族之間可能會形成類似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組織，即聚落群開始出現。”中國國家博物館綜合考古部副主任戴向明介紹說，至新石器時代晚期，即公元前4000—前1500年左右，是各區域社會復雜化普遍發生、發展的時期。

 

　　以聚落考古方法對某一史前遺址區域的考古發現進行聚落格局的分析，以反映該區域在社會結構、發展進程等方面的特點，已成為新時器時代考古中被廣泛采用的考古學研究理念與方法。2016年，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王芬帶隊對焦家遺址進行了發掘，該遺址主要時代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據王芬介紹，此次發掘發現大量房址、墓葬以及其他設施，獲得了豐富的聚落材料，從中體現出清晰的文化分期和聚落變遷，可以概括為“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個大的發展階段，每個發展階段又可以分為2—3個時期，聚落布局各有特點。

 

　　尤其是到新石器晚期后段，開始出現超級聚落與早期國家的形成。“各文化區內發現的超級聚落或特大型遺址代表了與以往不同的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形態。”戴向明認為，結合已發現的大型建筑、高等級墓葬等重要考古發現，現在可以推知至少良渚、陶寺和二里頭、石峁當時已發展形成了各區域最早的“雛形國家”；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如石家河、寶墩/三星堆、兩城鎮/堯王城、齊家坪等也有潛在的可能性。

 

　　發現多元一體文明發展脈絡

 

　　事實上不同文化區的社會復雜化進程、發展程度、表現方式和興衰步驟并不一致。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在回顧中國考古學界近百年歷程時所說，20世紀50年代考古發現開始遍布全國，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逐漸證明，至少在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北方地區在內的廣大地區，存在著多個文化中心，各中心自新石器時代早期以來就存在互動，且愈來愈頻繁、愈來愈緊密，并逐步形成交互作用圈，最終奠定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基礎。

 

　　關于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的推測，在近年來我國多個地區的史前考古發現中得到進一步印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孟華平在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遺址的考古中發現，后石家河文化時期出現的非本區域文化傳統的隨葬玉器的甕棺葬俗，大量涌現的源自中原王灣三期的陶器，以及部分山東龍山文化因素等現象表明，長江中游地區早期文明的發展進程遭遇黃河文明的強烈沖擊被迫中斷，以石家河遺址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納入黃河文明的進程中。石家河遺址是中華文明一體化基礎的典型代表。

 

　　在史前考古研究中，多學科方法的運用往往有助于揭示出文明起源的更多信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介紹，對良渚遺址的考察通過地理信息系統方法制作數字高程模型，成功找到良渚古城的外郭，并以此作為尋找古城結構的基本方法。2009年以后，又結合傳統的勘探方法，采用遙感手段完成了良渚外圍水利系統的整體揭示，確認了良渚古城從內向外整體格局認識。這標志著良渚考古研究視野由遺址點—遺址群—古城的轉變，標志著由對單個遺址的研究轉向對整個系統功能的研究。

 

　　記者 張清俐 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