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詵，汝州人，進士及第，唐代著名醫學家，著有《食療本草》等專著。1964年，甘肅涇川大云寺出土了14顆佛祖舍利，在盛放舍利的石函四周刻有孟詵撰寫的銘文。銘文為研究孟詵的生平增添了新的重要史料，也因有妙善一詞，證明了早在隋唐時代，妙善故事已流傳甚廣。

    早在陜西法門寺地宮佛祖舍利發現前23年，14顆佛祖舍利就在甘肅涇川大云寺出土了。這是當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對中國佛教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同時，為研究唐代醫學家孟詵的生平也增添了新的重要史料。

    一、涇川大云寺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涇川古稱涇州，是關中之襟，絲路咽喉，長安門戶，是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地區和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涇川至今仍保留有北魏時的南石窟寺和王母宮石窟寺等國保單位，特別是大云寺文化博大精深。公元601年，隋文帝下令三十個州（含涇州大興國寺）供奉舍利。公元690年，武則天敕令兩京、各州建大云寺珍藏《大云經》。涇州改建大興國寺為大云寺的時候，發現舍利，遂制金棺、銀槨、鎏金銅匣與隋石函、琉璃瓶組成五層套函供奉，并在石函蓋及四周題刻銘文。明洪武三年（1370），涇州大云寺毀于洪水。

    1964年10月，涇川縣城關水泉寺大隊農民整地時發現大云寺唐塔地宮。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發掘地宮的過程中，又發現了盛放舍利的五層套函。這次發現被評為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1971年9月，郭沫若先生親自鑒定了金棺銀槨，將之定為國家級文物。由于當時的歷史原因，周恩來總理決定暫不公開這一消息，所以大云寺出土的佛祖舍利等文物便被塵封了40多年。2005年以來，大云寺佛祖舍利曾作為我國國寶級文物在美、英、日、法等國展出。2005年4月，在中華世紀壇國寶展上，這套舍利首次在國內展出。

    大云寺的文化價值在于最早將中國傳統的棺槨葬制納入佛教，開創了用棺槨瘞埋舍利的先河，是佛教漢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二、孟詵撰寫了《涇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銘并序》

    涇川大云寺出土的石函為灰色大理石制成，頂部刻有“大周涇州大云寺舍利之函總十四粒”字樣，函身四周刻有孟詵撰寫的銘文。銘文計89行，1000余字。

    唐代高僧道宣所著《廣弘明集》中記述，大興國寺起塔造函時，有人爭獻“舊磨好石”，乃世間罕見，“固而用之，怡然相稱”。由此可見，大云寺石函應是隋朝遺物，只是唐人重新刻寫了銘文。

    孟詵之所以被邀撰寫銘文，大致有三個原因：

    一是社會地位較高。孟詵進士及第后任長樂縣尉，顯慶二年（657）升任河南府司馬，后調長安任職，武則天垂拱初（685）升至鳳閣舍人，這是參議表章、撰擬詔誥的皇帝近臣。兩年后，降職外放臺州（今浙江省臺州市）司馬，不久又遷任春官侍郎（禮部副職）。太子相王李旦仰慕其才學召為侍讀。其寫作水平之高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是交游廣泛，且多為當時社會名流。《舊唐書·方伎傳·孫思邈傳》載，孫思邈致仕后，“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新唐書·隱逸·孫思邈傳》亦載，“思邈于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孫思邈是著名的醫學家。同時，孟詵與著名詩人宋之問、盧照鄰等也有很深的交往。

    三是孟詵對大云寺供奉佛祖舍利的情況有所了解。銘文第十一行“維那出法言于司馬孟詵”等文說明孟詵曾經到過涇州大云寺。“維那”是主管僧眾事務的僧官，位于上座、寺主之下，為寺院“三綱”之一。“出法”是那位擔任“維那”的僧人法名。出法將大云寺“古塔余基”及藏有舍利的情況報告給了孟詵。

    鑒于孟詵政治地位高、社會影響大、寫作能力強，且對大云寺供奉舍利情況熟悉，受邀作銘文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銘文透露出的歷史信息

    1.記載了孟詵當時的官職和年齡。銘文第一、二行記載“涇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銘并序，朝散大夫行司馬平昌孟詵撰”。這準確無誤地說明，銘文為孟詵撰寫，其官職為朝散大夫行司馬。縱觀孟詵平生經歷，就在他遷任春官侍郎被太子召為侍讀這個時期應邀寫了這篇銘文，從銘文第四十九、五十行記載看，寫于大周延載元年（694），時年73歲。當時孟詵尚有朝散大夫的頭銜。朝散大夫，四品官職名。“行”，兼代官職。根據唐代官制，大官兼管小官的事叫行某官。也就是說，孟詵當時的官職為朝散大夫兼司馬。至于孟詵的籍貫，兩唐書均載為汝州梁人，銘文載“平昌孟詵撰”。漢、三國均設有平昌郡、縣，故地在今山東安丘；北魏設平昌縣，故地在今河南滑縣。孟詵故里在今汝州市陵頭鎮孟莊村，據該村孟姓村民說，其祖先是漢代從山東安丘遷到河南的。“平昌孟詵”，說明當時孟詵是以山東平昌作為祖居地的。

    2.記載了古塔遺存舍利的情況，證實了隋文帝分舍利于涇州的歷史。銘文第二十三至二十五行寫道：“遽開磚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意思是說，驟然打開隋朝的大興國寺塔下磚砌的地宮，得到了藏舍利的石函，中間琉璃瓶內盛佛舍利十四粒。據隋著作郎王邵《舍利感應記》和道宣《續高僧傳·曇遷傳》記載，隋文帝即位前，曾有沙門贈舍利子一裹。文帝與曇遷共數，數來數去，總是數不清，所以文帝對此特別珍視，將舍利與隋室受命聯系起來，得出“我興由佛”的結論。仁壽元年（601）六月十三日，隋文帝仿照阿育王分送舍利造塔的故事，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內，命三十名高僧偕同朝廷官員往涇州大興國寺等三十州佛寺頒賜舍利。至于未有寺的各州，亦須建起舍利塔，限十月十五日造畢，全國于當日安放舍利入石函。孟詵銘文不僅證實了隋文帝“頒舍利于諸州”（見《隋書·帝紀·高祖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且還有詳細補充，即大云寺供奉“舍利十四粒”，這是其他史料中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