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精神后遺癥，而且，它還是一股現實的勢力，影響、制約著人們的創作。對一些作者來說，他們的文學創作觀混合著極其復雜的因素，新與舊、情感與理智、藝術創新與社會使命互為扭結，稍有放松，就會滑向“程式”.當然，任何時候制造“神化”者都不會以此來標榜，他們都有冠冕的理由，比如抬出藝術的社會使命，比如強調崇高、精神文明。乍看確實有點無懈可擊，深一分析卻是藝術創作人物塑造概念化、公式化、臉譜化的根源所在，對這種后果更應當看到影響作者主觀動機背后的客觀因素。其實，藝術創作、藝術品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現，而不只是表現的手段。新時期戲劇的發展、人物形象的塑造從整體上呈現遞進趨向，但就人物的“神化”問題來看，并未隨著一個政治時代的結束而結束，也并未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而徹底拋棄，它對戲劇的影響、對戲劇人物塑造的影響，到90年代依然十分清晰，創作實踐就是最好的例證。
　　
    “神化”的“理論”盡管不值推敲，卻也在改頭換面、隨時而變，它的投機性在意識形態掌握方面仍有一定的市場。“神化”問題仍是戲劇人物塑造的絆腳石，這還是一場斗爭，有待于人們從觀念上徹底清除。
　　
    二、從英雄到“小人物”
　　
    表現英雄和革命領袖“難度最大”,這些人物與普通百姓也有一定的距離。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對現實越來越關注，對自己身邊的變化越來越有興趣，戲劇舞臺的主角、主角身分也在發生變化，農民、工人、基層干部、知識分子、市井人物、旮旯胡同里的各色人等紛紛登上舞臺。這些人都是普通人，是“小人物”,較少英雄壯舉和傳奇事跡，但這并不意味著“神化”的觀念對塑造這些普通人沒有影響，而且從這些普通人身上找“戲”,寫出人物的個性性格，更其不易。但同時，在日常普通人的生活中，能夠積極開掘，寫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寫好戲，其藝術價值更顯而易見。因為作為人學的文學藝術，其表現目的是寫人、人性，而無疑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人性更具有普遍的意義。一些作家以寫“小人物”為己任，如李龍云，他說：“’寫小人物，寫普通人‘是我創作上一貫堅持的主導思想。”先后創作了話劇《有這樣一個小院》、《小井胡同》、《這里不遠是圓明園》和《灑滿月光的荒原》等。他認為一部作品的人民性由多重因素構成，“在諸多因素中，一個基本的因素就是看作品是否體現了歷史流動的總趨向，而決定這種趨向的主體正是數量上居于壓倒優勢的普通人的意志。”　　

    從“英雄年代”到表現普通人，藝術形象隨社會發展而演進。
　　
    我們都是普通人，對日常生活比較熟悉，所以對塑造這種普通人，破除公式化、概念化思維模式有著特別的意義，神化仍是塑造普通人的主要障礙。對此，《六斤縣長》的作者深有體會，認為“此種模式化、偶像化，真是害戲不淺”.所以，在塑造牛六斤這個人物時，他們“覺得當領導的也是娘生、五谷養大的人，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他們也有家庭，有喜怒哀樂，有各種各樣的性格”。在家庭生活中，設計了牛六斤有點怕老婆，大事抗、小事讓，沒工夫和她吵閑仗；還設計了為群眾“偷”雞，為群眾說媒拉纖，被老婆關在門外等情節。他做了幾件似乎出格的事，觀眾倒說這一人物可親、可敬、可愛。劉家榮在導演《風流寡婦》時，特別強調為塑造好吳秋香這個人物，要求演員“絕不能演英雄、演完人，而要演實實在在的普通人，她才能有光彩”�！　�

    人物的行為動作，要符合生活邏輯，要有性格依據，這樣塑造出的人物才是真實可信的。湖南花鼓戲《八品官》（甘征文編劇）中劉二的形象塑造，導演指出：“在演出創造中，不但要突出他做什么和怎么做，更要揭示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在演出中處處要注意加強他的黨性，他的黨性原則又不能用幾段豪言壯語唱出來，那就不是劉二這個人物了”。按照劉二的性格特征，導演在原作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細節處理，如第一場“隊長三寶”的設置，表現他“被迫上任”,他不是沒有思想余悸，不是沒有激烈的思想斗爭，但最終是黨員的責任感使他在猶豫中毅然抓起那頂隊長身分標志的爛斗笠，戴在自己的頭上。他是“被迫上任”,也是主動上任，人物的行為指向有著充分的性格依據，劉二最后的“這樣做”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豫劇《丑嫂》（忽紅葉編�。┲械某笊┛烧f是真正的“小人物”,擔任村精神文明小組長，無品無級，卻負責村里的“精神文明”工作。劇作沒有因為是寫精神文明“凈化”生活而拔高這一人物，沒有將這一人物概念化。她愛管閑事，見啥說啥，當了小組長后自己火辣辣的丑脾氣還是改不掉。編導對這一人物理解、把握得比較準確，“丑嫂脾氣雖然丑，心腸卻不壞”,這一“丑”命名極富感情，極具意味。寫精神文明，卻不回避不文明，甚至就是從主人公的“丑”寫起的。她不僅脾氣性格“丑”,還有尷尬和犯錯誤的時候。棗花被“流氓侮辱”事件，就是因為她的唐突報案，后來又為棗花做媒，使自己陷入了尷尬境地，并被暫停文明小組長的工作。這一人物很真實，讓人覺得很親近，但劇作并沒有因為寫人物的“丑”,寫“真實”,而影響或削弱人物的塑造和精神文明思想的表達。這種真實感很強的“小人物”的出現，是近年來戲劇領域的一股創作思潮，是戲劇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個重要轉變。
　　
    其實，英雄與凡人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英雄來自平凡，平凡孕育著高尚。戲劇人物塑造呈現英雄--小人物的趨向，英雄與凡人的兩極化在消解，英雄凡化，英雄的含義在變化。比如話劇《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劉樹綱編�。┲魅斯�葉肖肖，他在公共汽車上與歹徒英勇搏斗而獻身，但這只是戲劇的一個引子，重頭在他死后，死后的復活和對生者的“訪問”,通過對人物心理靈魂的追索剖白，求解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對社會風氣的負面、陰暗面頗不客氣。葉肖肖與歹徒的搏斗并無程式性的凸現亮相，生前的追憶、死后的“復活”也都沒有鋪墊、補充他成長的陽光雨露，而是強調他的凡性，言談舉止都從常人常情常態出發，不加雕飾，不諱時忌。所以，這一人物是真實的，這一英雄也是真實而具有時代的典型意義的。對這一人物，該劇導演理解、把握得相當準確，認為：“我們無法用一句話來概括葉肖肖--一個英雄，一個非英雄；一個有缺點的英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