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世上哪種石頭承載了最多的文化重量，答案無疑是碑刻。

　　優美遒勁的漢字鐫刻在一塊塊光滑平整的石頭上，字里行間充盈著清晰的畫面，流動著或昂然澎湃或溫婉細膩的情緒，不僅反映了歷史上特定時刻、特定事件的真實片斷，還因其集文辭、書法、章法、刀法及石碑造型等于一體，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檔案——這是在石頭上書寫的歷史，這也是石頭的歷史言說。而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許昌歷史悠久，人文淵藪，留下的各類碑碣燦若繁星，其中既有對帝王將相、鄉賢楷模的贊頌，也有對捐修橋路祠廟者的褒揚;既有對鄉里良好風俗規范的倡導，也有對丑惡行為的禁誡約束……而在這數目繁多的碑刻之中，有三處碑刻以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而享譽四方。在歷史的長河中雖久經歲月的剝蝕，但它們對許昌文化的浸潤深入而持久，成為品味許昌文化精髓與人文風格的文化勝景。

　　在金石文化中，人們習慣把文章、書法、鐫刻皆出自名家的碑刻稱為“三絕碑”，而這三處碑刻作為許昌碑刻的優秀代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已成為聞名遐邇的文化符號。故此，這三處絕妙的碑刻，被稱為“許昌‘三絕碑’”。

    《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

　　和《受禪表碑》

　　這兩通古碑位于許昌市西南17公里處的繁城鎮漢獻帝廟內，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公元220年(建安25年)，曹丕在許昌以南的繁城筑受禪臺，并舉行受禪大典，正式代漢稱帝。受禪結束后在此立有兩碑，分別是《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和《受禪表碑》。曹丕代漢稱帝，是漢魏之際發生在許都的一起重大歷史事件，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唯一一次不發生戰爭和流血和平過渡式的政權交替，從而結束了兩漢400多年的統治。歷史上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代從此開始。這兩通碑刻，正是漢魏政權交替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

　　《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高3.22米，寬1.02米，厚0.32米，碑額有碑穿，篆書陰刻“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八字。碑正面22行，背面10 行，每行49字，碑刻內容為華歆、王朗等40多名原漢室文武大臣奏請魏王曹丕代漢稱帝的《勸進表》。奏章稱“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群臣敬天命以固請”，意為漢獻帝讓位給曹丕是順應天命，大勢所歸，故又名《勸進碑》。

　　《受禪表碑》，高3.22米，寬1.02米，厚0.28米，額題篆書陽文“受禪表”三字，碑文22行，每行49字，隸書陰鐫。碑文首先闡明禪讓乃自古之美德，“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契所錄帝王遺事，義莫顯于禪德，美莫盛于授終”;接著頌揚曹丕“齊光日月，材兼三級”，有“堯舜之姿”“伯禹之勞”“殷湯之略”“周武文明”“洪恩洽于區夏，仁聲播于八荒”;在公卿將軍固請下，他“回恩千慮，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陽筑靈壇舉行受禪大典。碑文主要記載了魏王曹丕代漢立魏、創建魏國的歷史事實。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受禪碑”條：“《受禪碑》云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鐘繇刻石，謂之三絕碑。”“勸進碑”條：“《勸進表》亦云鐘繇書，結法與受禪略同……遂與日月相照映。”據《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載，王朗，字景興，東漢東海郡郯縣人(今山東郯城北)。他文博富贍，博識多才，擅書奏疏，與鐘繇、華歆“誠皆一時之俊偉”。以《受禪表碑》為例，從堯舜禪德，史有前例，到魏王德高望重，遠近臣服;由漢室氣數已盡，理當代漢，到獻帝主動讓賢，曹丕謙遜再三，文辭婉轉巧妙，論述深刻有力，氣勢磅礴雄健，層次井然嚴密，而且語言簡潔流暢，詳略得宜，增字則余，去字則損，不枝不蔓，無懈可擊，可謂字字珠璣，將當時的歷史完整而又深刻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書丹者為尚書梁鵠，兩碑并稱，同出一手，字體均甚方正，漸開唐隸之門，筆法遒勁，如斬釘截鐵，實為我國書法寶庫中的珍品，也是研究隸書發展的重要資料。鐫刻者鐘繇被后人稱為“楷書鼻祖”，由他鐫字，更是錦上添花。梁武帝蕭衍謂鐘繇作書如“舞鶴游天，群鴻入海”。兩碑鐫刻，刀法圓潤，字形方整峻厲，刻寫精美，風格獨特，是我國碑刻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作品。這兩通碑刻不僅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書法藝術價值。綜觀兩碑碑文書法，字體圓勁厚實，用筆遒勁有力，干凈利落，結構端莊凝重，章法嚴謹規矩。而兩碑在中國書法史上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于，上承漢篆隸風骨、下啟魏晉隋唐楷書風范，是我國字體、書法史上的一次大革新。南朝書法家庚肩吾在《書品》中稱其“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真可謂“繁城兩碑真書現，雄偉冠絕譽古今”。

    《敬史君碑》

　　現于長葛市老城鎮第一中學內，是書法藝術由魏碑向唐楷轉型的代表性作品。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時期，無論思想、文化，還是文學、藝術，均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而書法藝術作為文化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在當時現出千姿百態的風貌。其中，北朝時期的魏碑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現立于長葛市的《敬史君碑》，更是一通有著重要價值的珍貴碑刻。

　　《敬史君碑》全稱是《禪靜寺剎前銘敬史君之碑》。該碑高2.5米，寬0.8米，厚0.6米，青石材質，碑身分為上下兩部分。碑額雕刻蟠龍倒首，正面雕刻釋迦牟尼、觀世音、飛天及供養人等浮雕造像。下部為碑文，共26行，每行51字，全文共1264字，保存基本完好。據記載，《敬史君碑》原立于潁川長社縣(今長葛市)禪靜寺前，后不知何故被長埋于地下，清雍正六年(1728年)農民耕地時發現，才得以重見天日。乾隆十四年(1749年)，時人將其移至陘山書院，建碑亭予以保護，并被清人輯入《金石萃編》。從碑文上不難看出，該碑主要記載的是東魏時期敬顯俊的主要生平、履歷和功德。據碑文可知，敬顯俊，平陽泰平(今山西省臨汾市西南)人，早年為布衣，后解褐奉朝請，任職地方，為晉州(州治位于今山西省臨汾市)別駕，有功，賞泰平縣開國子，除晉州別駕，后從渤海王大將軍高歡(即后來的北齊高祖)，掃平胡人之亂，因功勛卓著，晉封為永安(今山西霍州市)侯，食邑千戶，拜車騎將軍度支尚書，隨即升遷為督官尚書。其在任上克己奉公，后被派職秦隴(今甘肅省附近)。當時，戎虜擾邊，民受其毒，朝廷于是任命敬顯俊為汾州(今山西省汾陽市)刺史，不久轉為晉州刺史，在任期間，蕩平戎虜，使百姓安居樂業。后來燕地(今河北省中北部)爆發農民起義，敬顯俊奉命討伐，以功拜儀同三司(即司空、司徒、司馬)。后被任命為潁州(今安徽省阜陽市)刺史，治理地方，使民風大改，百姓安居;并帶領部下，于興和二年(540年)在潁川長社修建禪靜寺七層寶剎，以教化當地民眾。

　　《敬史君碑》最重要的歷史意義，正在于它真實、完整地記載了當時的歷史。我們一般研究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多從《魏書》《齊書》《三國志》等歷史文獻著手，其中不乏一些空缺和不可盡信之處，而碑文的存在則填補了正史的部分空白，為我們更真實地了解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敬史君碑》中所包含的豐富史料，如各種官職稱謂、當時歷史事件的詳細描述、敬顯俊的生平往來好友等的記載，對于我們研究北朝時期政治、軍事、經濟等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就書法藝術而言，《敬史君碑》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魏晉南北朝不僅是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亦是美學、藝術自覺的時代。從曹魏開始到南北朝，書法家可謂名家輩出，有鐘繇、王羲之、王獻之、衛恒、陸機、陶景弘等，更出現了一些書法世家，如鐘(繇)氏父子、王(羲之)氏父子、庾(信)氏父子等。這些書法世家的出現，促進了書法藝術的交流與創作，推動了書法藝術的創新與藝術個性的發揚。《敬史君碑》雖無明確記載為何人所書，但是其書法婉雅淳厚，氣勢雄健，上承魏體之精華，下開唐楷之先聲，從整體上看，全文隸書的痕跡已經相當微弱。當代著名書法理論家侯敬昶在《書學論集》一書中，把《敬史君碑》和《張玄墓志》列為“秀勁派”的代表，稱其是難得的“品(龍門二十品)外之精品”。2013年5月，該碑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其迷人風采必將吸引更多世人。

    《尹宙碑》

　　現保存于鄢陵縣第二中學校內(原文廟戟門內)，是漢隸鼎盛期的碑刻之一。

　　《尹宙碑》全稱《漢豫州從事尹宙碑》，又名《尹宙碑額》，立于東漢熹平六年(177年)，碑高2.09米，寬96厘米，共14行，每行27字，主要記載了漢代豫州從事尹宙的家世及其功績。

　　東漢刻碑之風的大興，與當時厚葬及求名的社會風氣密不可分。它除了顯示死者的榮耀外，還成為一種社會交往的方式，一方面寄托了親人的哀思;另一方面友人、門生、故吏等也借此表達稱頌之意。此碑就是尹宙的功德撰銘。尹宙，字周南，河南鄢陵人，其先祖“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為姓”。到了秦王嬴政的時候，“秦兼天下，侵暴大族”，尹氏宗室開始流亡遷徙，移居各地，其中一支從三川郡遷至潁川郡，也就是尹宙的先人。尹宙家族世代為官，他是東平相的玄孫，會稽太守的曾孫，富波侯相的孫子，守長社令的長子。他有“溫良恭儉之德”“貞賢是與”，熟讀《春秋》，“博通書傳”。尹宙先后曾任職主簿、督郵、五官椽、功曹、守昆陽令、辟州從事等官職。在為官期間，他“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歷時”，身居高位不驕不躁，身處低位亦不顧影自憐，始終保持一顆平常心對待生活和工作，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贊譽。《尹宙碑》上并無撰文者的姓名，也未提及何人鐫刻，但據《受金堂石跋》一文考證，《尹宙碑》的撰文及書寫均出自東漢的大學者蔡邕之手。蔡邕(133—192年)，字伯喈，三國時期著名女詩人蔡文姬之父，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音樂家和歷史學家。其平生于學無所不窺，幾乎在各個領域都登峰造極，而尤以隸書著稱。梁武帝蕭衍贊蔡邕書法道：“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蔡邕參與編刻的中國第一部書法范本《熹平石經》，成為后世各代石經、書法的垂范。蔡邕的書法“任情恣性，隨意所適”，這在《尹宙碑》的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現。綜觀《尹宙碑》全文，字體風格俊逸灑脫，有秦小篆之遺風，體勢卻與楷書相近，結構內緊外拓，字劃渾厚有力。清代著名書法家王澍在其《虛舟題跋》中有此評論：“漢人隸書，每碑各自一格，莫有同者，大約多以古勁方拙為尚，獨《尹宙碑》，筆法圓健，于楷為近。”該碑的書法風格于工整中透出灑脫，在統一中富于變化，行筆一波三折，筆勢要妙入神，若飛仙舞鶴，不愧為漢碑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