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垕新發(fā)現(xiàn)的這片窯址，出土瓷片以白地黑花瓷占絕大多數(shù)，也有鈞瓷、白瓷、黑瓷等。

    具體到典型器形，有金代的天藍紅斑鈞瓷盤、黑釉雞心碗、白瓷碗，也有元代的素燒白瓷碗、黑釉小瓷盞、白釉褐彩盆、青瓷罐等，明代的主要是白地黑花罐和白地黑花點彩碗等。

    明代鈞瓷斷燒，一直在陶瓷界存疑。不少人認為，任何一個朝代，繁華超過一百年，各種門類的藝術都會很發(fā)達，明朝有近三百年歷史，為何就不燒鈞瓷了呢？有人甚至推測，是不是一些明代的鈞瓷器物被錯斷成了元代的東西？

    這些在學界還存在爭論，但無論元明之際燒不燒鈞瓷，白地黑花已經(jīng)無可爭辯地成為當時中原一帶窯爐的主產(chǎn)品。并且，即便是元代的鈞瓷，與宋鈞也已不能相提并論，在質(zhì)量上嚴重下降。白地黑花瓷器，則大行其道。

    白地黑花究竟靠什么，竟然把“家有萬貫，不如鈞瓷一件”的鈞瓷擠出了中心舞臺？

    在禹州市鈞官窯址博物館，我第一次見到白地黑花瓷器，便為這種顏色對比如此鮮明的器物所吸引。

    被吸引只是覺得它獨特，并不是覺得它好看。與鈞瓷相比，它表面的釉色很少，而且黑與白搭配過于凝重肅穆，與鈞瓷窯變出的華美色彩實在不能相提并論。它的造型也不那么講究，有的胎體明顯薄厚不均，畫工頗為隨意，落筆有似蜻蜓點水。

    的確，與依靠皇家御用登上瓷器巔峰的鈞瓷不同，白地黑花瓷一點也不高貴，它是河北磁州窯系的“代表作”，其器身飾黑色花紋，造型多為罐、盤、碗、碟等日用品，走的完全是廉價的民用路線。

    而且，在燒制程序上，鈞瓷需要二次復燒，第一次是素燒，第二次才施釉燒，兩次溫度也不一樣。白地黑花則完全沒那么麻煩，一次燒成，流水線一般迅捷，燒得好就賣個好價，燒得不好就便宜賣，不必心頭割肉一般非把次品砸碎。

    低身段，讓白地黑花瓷器擁有了強大的生命力，深入尋常百姓家，也使磁州窯系依靠它在北方擴散，風靡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其中，又以河南產(chǎn)量最大。禹州資深文物專家教之忠先生甚至告訴我，在美國西雅圖的海岸邊上，也發(fā)現(xiàn)過中國明代的白地黑花瓷器。

    更多地了解白地黑花后，我知道，它也是有精品的，一些瓷人為了展示手藝，或者一些達官貴人特別定制的貨品，也會把實用性與欣賞性很好地糅合，做出美輪美奐的貨色。比如目前已知最高的磁州窯瓷器作品（高88.9厘米）——金代磁州窯白地黑花連生貴子紋荷口瓶，其體形飽滿，畫工瑰麗，宛如美女亭亭玉立，相當惹人喜愛。

    裝飾·白地黑花瓷器上的神秘題字

    并不是說，以鈞瓷出名的神垕，所有的窯都只燒鈞瓷。

    民窯說到底是靠市場生存的，老百姓喜歡用什么，就燒什么。

    元明時期，北方最流行的就是白地黑花。所以，神垕新發(fā)現(xiàn)的這片窯址所出土瓷片，白地黑花最多。

    其中，幾件保存相對完好的明代白地黑花瓷罐比較有代表性，其器身飾黑色花紋，個別帶有褐彩，內(nèi)施黑釉，釉色鮮亮；肩部飾有幾道粗細不一的旋紋和波浪紋，其下飾纏枝花草紋，線條粗獷厚重，黑彩繁冗，幾乎占據(jù)了整個器物表面。

    仔細看，這些瓷罐的紋飾相當簡單，似乎是工匠隨手涂描而成，線條的粗細并不完全均勻，該對稱的地方也不完全對稱。

    懂瓷器的人知道，這正是磁州窯系產(chǎn)品的特點，風格粗獷豪放，線條簡潔明快。

    引人注意的是，部分出土白地黑花瓷器的底部寫有字，包括“忍”、“張”、“清”、“用”、“酒”、“福”、“風花雪月”等。

    曾就這些字的含義請教過多位陶瓷專家，其含義大致分為幾類：一是工匠或戶主的名字，表示產(chǎn)地或者歸屬，比如“張”；二是渲染喜慶或者祈福，比如“福”；三是社會箴言或者通俗說有點小資情調(diào)的東西，比如“忍”和“風花雪月”；四是表示用途，比如“用”、“酒”等。

    這些字，成為觀照當時風俗人情的一個窗口。比如“忍”字，馬未都在《百家講壇》曾講過，這是宋人“國民性”的一個體現(xiàn)，當時飽受北方少數(shù)民族侵擾，屢屢割地求和，可不就得“忍”嘛！當然，“忍”字不限于宋，其后亦常見于磁州窯系的瓷器。

    采訪中，我意外得知，考古人員進駐之前，神垕當?shù)厝嗽谶@一帶撿拾的白地黑花殘器上還有不少其他字樣，甚至是句子，包括“渴飲倭奴血”、“奏凱軍少年兵隊”和阿拉伯數(shù)字“1170”等字樣。這些器物形制統(tǒng)一，有現(xiàn)在的可樂罐般粗細，比可樂罐略長一點點，似乎是帶有編號、人手一個的日用品。

    由于后來的正式考古發(fā)掘中找到的白地黑花瓷片并沒有清代及以后的，一些人認為這些瓷片可能是明代軍隊所用，但查閱資料，明代雖有抗倭史，卻無“少年兵隊”的記載，而這些器物是在發(fā)掘現(xiàn)場最淺表找到的，其年代應該更晚一些，上面又有最近100年才普及的阿拉伯數(shù)字，這些器物為抗戰(zhàn)期間燒造的可能性很大，此外，民國時期，中國受歐美影響，確實曾在學校中推行過童子軍教育，童子軍教育的發(fā)源地離河南不遠，就在武漢。

    燒造·或為明代為官家服務的窯場

    那么，明代神垕所燒器型都有哪些呢？從發(fā)掘成果看，基本都是碗、盤、碟、瓶等日用品，這與典籍記載也是相互印證的。

    明代《大明會典》記述：“凡河南及真定府燒造，宣德間題準：光祿寺每年缸，壇、瓶共該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件，分派河南布政司，鈞、磁（屬河南章德府）二州酒缸二百三十只；十（號）瓶、壇八千五百二十六個；七（號）瓶、壇一萬一仟六百個；五（號）瓶、壇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個，酒瓶二十六個。嘉靖三十二年題準，通告折價，每缸一只折銀二錢，瓶、壇一個折銀一分。禹州缸一百六十只，瓶、壇一萬八千九十個，共該銀二百一十二兩九錢。”

    《大明會典》為正史，此文中的鈞州、禹州是一個地方，鈞州在萬歷年間避明神宗朱翊鈞改名禹州。這段資料說明，明代禹州一如宋代，是有窯場為官家服務燒造器物的，但風頭已被江西景德鎮(zhèn)搶去，所燒不是鈞官窯的花盆、洗等擺設類的皇家御用高端貨，而是酒缸、瓶、壇等常用品。

    結(jié)合典籍，一些研究者依據(jù)神垕的發(fā)現(xiàn)對明代禹州瓷業(yè)的情況作了大膽推測。從《大明會典》的記載中看，禹州為官家燒造瓷器的數(shù)量是很龐大的，但因為沒有相應的窯爐出土，在哪里燒一直是謎。神垕這片窯址，可能正是當時為官家燒造瓷器的大規(guī)模窯場所在。

    禹州資深瓷人李應洲曾復燒過出戟尊等鈞官瓷，也做過白地黑花瓷器的仿古，他說，與鈞瓷的兩次燒成不同，白地黑花是一次燒成，所以制造速度相對快，成本也略低。

    李應洲說，因為流程已成定式，并且產(chǎn)品是日用，并不需要太追求美感，當時匠人的制作速度是很快的，并且完全靠手上功夫就能將瓷器的款式、大小控制得不差毫厘。

    對于這一點，我深信不疑。匠人的手感雖然沒有寫諸文字，但如果看過今天民窯的制坯，就能大致想象古代的勞作場面，因為就制瓷的手工過程而言，雖然時光流轉(zhuǎn)千百年，古今之別，不過是制坯的車盤不再靠人工撥動旋轉(zhuǎn)，而靠電力。

    在神垕鎮(zhèn)，我碰巧在一家民窯看到一名年輕人在做坯，車盤之上，以手按泥，隨手法的屈仰收放，一個現(xiàn)代漢語字典大小的泥塊五分鐘之內(nèi)就變成了約40厘米高的圈足細口圓肚花口瓶。

    而碗、盤類的簡單器物制作速度更快，李應洲先生說，神垕有位張姓老藝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躍進”時比賽，連帶上釉一天能做七八百個碗，而且一摞20個，重量相差不超過一兩。他還見過神垕國營瓷廠的老師傅制作同屬磁州窯系的紅綠彩碗，做法與白地黑花相差不大，老師傅手里夾兩支筆，一支蘸紅彩一支蘸綠彩，一朵菊花128筆不到1分鐘就能完成，運筆如飛，一天能畫好幾百只大碗。

    白地黑花的繁盛時期，瓷器作坊的勞碌場景應也大體如此。但瓷器也是追求時尚的，神垕的白地黑花延續(xù)燒至民國時期，其間，最受垂青的日用瓷器變成了紅綠彩。

    今天，白地黑花已經(jīng)零落，生活中很難見到。在神垕鎮(zhèn)新發(fā)現(xiàn)的窯址群西南不遠，一條已拆遷了一半的小街聚集了幾家瓷器店，一家門口的地上，一個約40厘米高的白地黑花橄欖瓶孤零零立著，我蹲下來看，店主熱情地迎上來，報價一百四十元，話落又露怯，說實要了一百。

    我說不要，只是想知道白地黑花還有沒有碗、盤之類，能日常用的，她隨即冷淡，搖搖頭：“這個現(xiàn)在是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