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縝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理論成就，是得益于道家(玄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以及對他理論思辨能力的訓練。  

    道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為玄學。玄學從思想來源說，它上接漢代道家的自然無為，以三玄(《周易》、《老子》、《莊子}》為主要經典依據，倡導以無為本的學說，企圖用道家的理論來調整失衡的社會關系和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相對于先秦和漢代道家而言，玄學更重視對宇宙本體論的研討。就理論思維的水平而言，玄學的本體論既高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神學目的論，也高于以王充為代表的元氣自然論。如玄學的代表人物王弼發揮老莊“有生于無”的哲學命題，認為“無”是天地萬物的本原和存在的根據，“無”兼涵“萬有”，包容一切，“無”，也就是“全”。王弼在論證這個問題時，引入了“體用”范疇，并發表了獨到的見解。王弼認為，“體”有多種含義，有有形之體，如身體之體、形體之體之類;但也有“無形之體”，其含義猶如我們今天所說的“存在”。王弼強調“無形之體”的重要，認為它是一切有形之物的“本”，“萬物雖貴，以無為用，不能舍無以為體也。”(《老子注》三十八章)王弼在抽象的意義上使用“體”這個概念，在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上是一個理論貢獻。“體用”作為一對范疇并用，則是指一物的實體及其功用。王弼認為，萬物包含無形之體，而這無形之體又是萬物所以具有功用的依據。故云:“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老子注》十一章)在這里，王弼已提出了“體用”統一的思想觀點。這也是他對中國哲學的一個貢獻。總的說來，玄學的本體論在理論的思辨上，已能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從具體上升到抽象，這有助于理論思維水平的訓練和提高。范縝就是得益于這種理論思辨水平的訓練和提高，在玄學家體用統一范疇的理論成就的基礎上，才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質神用”的無神論命題，從而將形神觀發展到一個嶄新的理論階段。如果沒有玄學家體用范疇的提出及其理論思維水平的提高，范縝要取得那樣偉大的理論成就是不可能的。  

    范縝對佛教的盛行給現實政治、社會所造成的危害，也有著深刻的認識。他以“吾哀其弊，思拯其溺”(《梁書•范繽傳》)的救世精神，抨擊了佛教的泛濫給現實社會所帶來的極大危害。他指出“浮屠害政”，已使得“兵挫于行間，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貨彈于泥土”(同上)，造成了國家的政治經濟危機。同時，“桑門蠢俗”，佛教還敗壞了社會的風尚。他批評說，當時的社會風尚，已流于“舍逢掖(丟掉儒家的服裝)，襲橫衣(披上和尚的架裝)，廢姐豆(廢棄傳統的禮器)，列瓶缽(擺上水瓶和僧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同上)的境地。人們的思想情操，也已變得“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六粒粟為一圭，四圭為一撮)涉(及)于貧友，吝情暢于容發，豈不以僧有多滁(音徒，稻)之期(期約)，友無遺秉(一把禾)之報?"(同上)佛教的泛濫，正魔敗著國家的政治、經濟，腐蝕著社會的道德、習俗，流弊是無窮的。  

    范縝批判了佛教對現實社會的侵害，他所向往的理想社會，是道家的順從自然，無為而治。他論述說:  

     “若知陶甄察于自然，森羅均于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同上)范縝認為只要了解并順從了天地間“來也不御，去也不追”的自然法則，實行無為而治，就可以臻于理想社會的境地，使得人人都可以滿足自己的本性，勞動者安于田野的耕作，統治者保持他們的恬靜樸素。種了田就有飯吃，飯是吃不完的，養了蠶就有衣穿，衣服是穿不盡的。在下者把多余的產品奉養在上者，在上者以自然無為的態度治理在下者。這樣一來，就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贍養父母，可以滿足自己，也可以滿足大家，可以使國家安寧，可以使君主稱霸。這里所勾繪出的，完全是道家無為而治而又無不治的理想社會的圖畫。在這里，他要求統治者順從自然法則，采取寬大、放任、和緩的無為而治的統治措施，這對廣大人民是有利的。他的“匡國”、“霸君”.的主張，也反映了在南朝這樣一個民族多難的時代，像范縝這樣的進步思想家不愿意偏安江左，希望恢復中原的雄心志愿。  

    綜上所述，可知范縝的反佛，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道家的“天道自然”、“生死氣化”的思想，是范縝批判佛教“因果報應”和“神不滅論”的理論武器。他所理想的社會，也是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社會。之所以如此，除范縝的家世夙奉天師道，深受道教的影響之外，也與道家(玄學)思想在南朝的地位愈重、影響愈大有關。如在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時，封建皇帝曾親下旨令，置“玄學”，設老子、莊子、列子、文子博士，以弘揚道家思想，道家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據《宋書》記載:“元嘉十五年(公元483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穎川庚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宋書•雷次宗傳》)由于皇帝的重視和提倡，以宜揚道家思想為主的“玄學”，與藝術、史學、文學同時被列入國學。由此也可知道家思想在南朝時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了。 【原標題：道家與范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