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寶由山陰令遷始安太守，始安郡晉屬廣州，治始安(今廣西桂林)。干寶在始安的情況，《晉書》卷九四《隱逸·翟湯傳》有這樣的記載：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晌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嘆焉。

　　
    翟湯隱居尋陽，與干寶有通家之好[50]，尋陽、始安相隔數千里，而干寶竟能夠遣船資助，可見當太守時經濟條件大為好轉。

　　
    本傳云“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據《晉書》卷六五《王導傳》及《明帝紀》，明帝即位，王導受遺詔輔政，太寧元年(323)四月遷司徒，二年平王敦，封始興郡公。《王導傳》載：“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據《成帝紀》載：“(咸康元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御之。”是知王導于司徒府置左右長史是在咸康元年(335)四月，他請朝廷任命干寶為司徒右長史當在此時]。如此看來，干寶罷守始安是在咸康元年(335)，時去咸和元年調補山陰令也是首尾十年。

　　
    干寶在司徒府曾撰立司徒府屬僚官儀，《南齊書》卷一六《百官志》載：“司徒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常置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屬、主簿、祭酒、令史以下。晉世王導為司徒，右長史干寶撰立官府職儀已具。”《隋書·經籍志》職官類著錄干寶《司徒儀》一卷，即此書。

　　
    王導司徒府到咸康四年六月拜相時才罷，干寶遷官散騎常侍約在咸康一二年。《晉書·職官志》：“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規諫，不典事，貂珰插右，騎而散從，至晉不改。……常為顯職。”散騎常侍“不典事”，無日常職守，所以常用作加官和兼官，或領其他職事。《北堂書鈔》卷五七引《晉中興書·太康孫錄》云：“干寶以散騎常侍領著作。”《冊府元龜》卷六○五《學校部·注釋一》亦云：“干寶為散騎常侍，領著作。”可見干寶當時是以散騎常侍而兼領著作郎[54]，這是第二次出任大著作。

　　
    干寶卒年，《建康實錄》有明文記載，卒于咸康二年(336)三月。由于《晉書》本傳不載，而《文選·晉紀論武帝革命》注引《晉中興書》也只是含混地說“遷散騎常侍，卒”，過去研究者只是推測卒年及生年，均不可靠，長期以來沒有發現《建康實錄》這條珍貴資料。

　
    干寶生年不詳，只能作些推測。前稱元康末至太安間(299-303)干寶在江淮，時已成人，如以元康末二十歲來計算，則至晚生于吳末帝孫皓天紀四年(晉太康元年，280)。再考本傳載：“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干瑩仕吳為丹楊丞、立節都尉，當卒于吳，卒時干寶兄弟年幼，若以干瑩卒于吳亡之年，干寶時五歲來計算，則干寶生在天璽元年(276)，卒時享年六十一歲。但這個估計恐怕還是比較保守的，生年還可以往前提一些時間]。

　　
    干寶官終散騎常侍、著作郎，這是絕無疑義的。然唐初道宣《續高僧傳·慧因傳》稱“晉太常寶”，道宣《道宣律師感通錄》亦云：“余昔曾見太常晉于(干)寶撰《搜神錄》。”而釋法琳《破邪論》卷下云：“晉中書侍郎干寶撰《搜神錄》”。這里冒出太常和中書侍郎兩個官職。汪紹楹校注《搜神記》，所輯佚文中有“蘇韶”一條，輯自《道宣律師感通錄》，按云：“法琳《破邪論》亦謂‘晉中書侍郎干寶撰《搜神錄》’。……稱寶為‘太常’或‘中書侍郎’，則僧徒宣揚佛教之作，于此等處每肆意書之。甚或改標官位，以圖聳聆，不足據。”小南則以為《搜神記》原書可能就有“太常干寶撰”的字樣，《搜神記》完成于擔任太常期間[58]。按年輩早于道宣的法琳卻稱晉中書侍郎干寶，若照小南的推斷，《搜神記》又該是居官中書侍郎時成書的了。倒是小南的另一個猜測有一定道理，就是太常可能是干寶死后的贈官。據《宋書·百官志下》，散騎常侍和諸卿均為第三品，而太常為諸卿之一，依晉代贈官制度，散騎常侍卒贈太常并不違例[62]。從《續高僧傳·慧因傳》來看，道宣了解干寶世系，因此他稱作“太常干寶”應當予以充分注意，以之為干寶的卒后贈官是目前可以做出的最合理的解釋，自然“太常干寶”絕對不是《搜神記》的題署，只是道宣自己的稱謂而已。至于法琳說的“中書侍郎”，絕對不能成為干寶的贈官，因為中書侍郎是第五品。如果法琳記載可靠，那么中書侍郎只能是生前某時所任官。干寶仕歷長達二十五年，本傳記其官政可能有遺。不過太常、中書侍郎以及尚書郎目前還難以比較確定地排人干寶的仕宦經歷中，都是疑點，這個問題尚待發現佐證資料，也只能存疑而已。

　　
    干寶著述頗豐，據《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冊府元龜》卷六○五《學校部·注釋一》及卷八五四《總錄部·立言》著錄，凡二十二種，經史子集都涉及到了，非常廣泛，可惜全部散佚，今存者全系輯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晉紀》二十卷[63]和《搜神記》三十卷。

 　
    《搜神記》著作過程考

　　
    干寶《晉紀》當時被譽為“良史”，后人還曾為其書作注。但《晉書》本傳于《晉紀》置詞遠不及《搜神記》為多，這似乎反映出干寶《搜神記》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更重。而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干寶的名字更多地和《搜神記》聯系在一起，人們更多是從《搜神記》得知干寶的。何法盛曾羨慕干寶撰《晉紀》，說干寶“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其實“流聲于后”的主要是《搜神記》。

　　
   《搜神記》作于何時，史無明文，但可推斷出來。前引《晉書》本傳和《建康實錄》等書均載有作書緣由。又《世說·排調篇》注引《孔氏志怪》：

　　
    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兇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后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