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集注》卷六二江文通《擬郭弘農游仙詩》注引《文選抄》：

　　
    猛(吳猛)，豫章建寧人。干慶為豫章建寧令，死已三日。猛曰：“明府算歷未應盡，似是誤耳。今為參之。”乃沐浴衣裳，復死于慶側。經一宿，果相與俱生。慶云：“見猛天曹中論訴之。”慶即干寶之兄。寶因之作《搜神記》。故其序云：“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發憤焉。”

　　
    《太平廣記》卷一四引《十二真君傳》：

　　
    時武寧縣令干慶死，三日未殯，猛(吳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為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尸旁，數日俱還。時方盛暑，尸柩壞爛，其魂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晉著作郎寶，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備行于世。

　　
    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二七《吳猛》：

　　
    西安令于(干)慶死已三日，世云(吳猛字)曰：“令長數未盡，當為訟之于天。”遂臥于尸旁，數日與慶俱起。慶弟晉著作郎寶，感其異，遂作《搜神記》，行于世。

　　
    本傳把《搜神記》的創作和干寶父婢及其兄復生兩件事聯系起來，說寶“以此遂撰集”《搜神記》，其他記載均亦作此說，可見這兩件事極可能是干寶《搜神記序》中所記，只不過序中敘父婢事不會言為其母妒而推著墓中，《晉書》本傳可能是參照《孔氏志怪》記錄的。本傳所錄序文，開頭即云“雖考先志于載籍”，無此文法，分明是前有刪削，因為本傳將婢和兄復生事以敘述文字前已載之，所以這里就略去了。

　
    據《孔氏志怪》，原序中有“有所感起”之語，而《文選抄》引作：“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發憤焉。”更為完整。依《孔氏志怪》所言，干寶“有所感起”的是父婢復生，而依《文選抄》所感者干慶復生，與本傳之二事俱著不同，蓋引文刪削所致，晉末孔約所著《志怪》和《文選抄》所引某書原文，也應當二事皆記，均本干寶序為說(自然也含有后世流傳的內容，如干寶母妒推婢入墓)。干寶父婢殉葬是幼年之事，當時干寶兄弟還懵懂無知，所謂十余年后開墓復生當然也不過是鄉曲傳聞之辭。建武中有所感起應當主要是針對干慶的所謂復生之事(真實情況應當是病危失去知覺而又蘇醒過來，屬于假死現象，并未真死)而言[68]，而聯想到了關于父婢復生的早年傳說。干慶的復生當在建武中，所以序稱“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發憤焉”。建武元年干寶以著作郎領修國史，其撰《搜神記》必始于此年。《十二真君傳》謂“慶弟晉著作郎寶”，舉其撰《搜神記》時之官，是正確的。

　　
    關于干寶撰作《搜神記》的思想動機，前引《大明一統志》卷三九《嘉興府·陵墓·干瑩墓》注語云：“瑩，吳散騎常侍寶之父也。寶嘗著《無鬼論》，瑩卒，以幸婢殉。后十年妻死合葬，婢猶存。寶始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記》三十卷。”稱“吳散騎常侍寶”，蓋緣干瑩仕吳而涉誤，干寶撰《搜神記》的直接動因也不是因父婢而起，這些不去管他，重要的是下文，說干寶嘗著《無鬼論》。這條資料很重要，想必有本。小南一郎在其論文第一章《無鬼論》以專章論述魏晉時期的“無鬼論”思潮，認為《搜神記》正是產生在無鬼論和有鬼論論爭的思想背景下，見解精辟。然據此，干寶早年也是無鬼論者，寫過《無鬼論》，后來經歷了由無鬼論到有鬼論的轉變。這個轉變，過程可能較長，但建武中干慶復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盡管不過是昏迷狀態中由于鬼神信仰和心理暗示產生的幻覺而已，但卻成了干寶轉變的關捩，“感起”而“發憤”，遂撰《搜神記》“明神道之不誣”(序中語)，也就是證實有鬼論有神論的正確和無鬼論無神論的荒謬。

　　
    干寶在著作省撰《搜神記》還有這樣一件證據。西晉張敏曾撰《神女傳》，干寶采人《搜神記》。《太平御覽》卷七二八引有《智瓊傳》這樣一節文字：

　　
     弦超為神女所降，論者以為神仙，或以為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寶以《周易》筮之，遇《頤》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曰：“《頤》貞吉，正以養身，雷動山下，氣性唯新。變而之《益》，延壽永年，乘龍銜風，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這篇《智瓊傳》作者不詳，但應當是抄自《搜神記》，而這節文字應當是干寶在篇末所系論贊，大約原文為“著作郎干寶曰”云云。魏時弦超自稱遇神女成公智瓊，沸沸揚揚，騰在人口，尚書郎、領秘書監張敏作《神女傳》，其事更傳。當時人們或不信智瓊為仙，干寶于是筮之，而郭璞作解，干寶將此事系于篇末，明其為仙人。這里干寶的署銜是著作郎，可見干寶在《搜神記》中記此事是在著作任，所云同寮郎，指著作省諸佐郎，而郭璞時為佐著作郎，據《晉書·郭璞傳》這是太興元年的事情，不久郭璞便遷調尚書郎了。

　　
    干寶任著作郎歷時十年，這期間除撰《晉紀》，同時也搜集記錄《搜神記》的資料。《搜神記》不會很快成書，依據古小說集的一般寫作規律，大都是隨時而記，積久成編的。干寶寫《搜神記》曾遇到缺乏紙筆的困難，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引有這樣一條材料：

　　
    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此表非《搜神記》成書后的進書表，而是上于皇帝的請紙表[72]。六朝時期紙筆昂貴，而寫書又頗費紙筆。唐段公路《北戶錄》卷二引《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這是對抄書用筆的限量，每支筆不得少于一萬字，可見筆是貴重之物。既貴則貧家無力購置，梁陳時鄭灼精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73]。寫書用紙尤費，所以當時常有皇帝賜紙之事。晉王嘉《拾遺記》卷九載，張華造《博物志》，武帝賜麟角筆、側理紙萬番(張)。而裴啟《語林》載，王羲之為會稽令，謝安向他乞紙，王羲之將庫存紙九萬枚悉數盡與之[74]，則是向公家討便宜了。干寶雖為著作郎，但奉祿不足養家，所以有后來求補山陰令之事，無力購買寫書用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撰《晉紀》是奉詔修國史，可以用著作省官用紙張。但《搜神記》乃私人著述，就不好用公家紙張了。實際上當時朝廷對官用紙張有嚴格控制，虞預為著作郎曾上表請秘府紙，表云：“秘府中有布紙三萬余枚，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吏，書寫起居注。”[75]便是證明。而《晉書》卷八二《王隱傳》載，王隱撰《晉書》，受虞預排擠，“默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王隱去官后，立即出現了無紙寫書的困難，也足見公用紙張之不能私用。干寶上表專為寫《搜神記》而請紙，表明他對《搜神記》的重視，皇帝批準給紙二百枚(張)，數量不少，也說明皇帝的支持態度。干寶上表之時，估計《搜神記》已積累了相當多的材料，所以才有紙張之乏，其時大約在明帝朝(3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