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后漢那些士人決沒有宋代之后中國讀書人那種迂腐的頭巾氣，而是猶存古代燕趙慷慨悲歌之士遺風。比如李膺親率士兵，逮捕惡棍，就地正法時的豪氣，還有黃浮殺宦官子弟、暴尸街頭時的剛烈性格。再如袞州刺史第五種上書彈劾宦官單超之弟單匡貪污受賄，反受單超報復，將他流放到朔方，原來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單超的外孫，第五種到了朔方，哪里還會有活路？幸虧這宦官的陰毒心計為第五種原來在高密為官時的下屬孫斌所偵知，于是孫斌率俠客數人，星夜追到第五種一行，當即殺死押送的吏卒，將第五種藏于孫斌友人之家，免去了宦官的毒手。

其實中國古代最早的士與俠是不可分的。汪涌豪教授的《中國游俠史》考證了中國西周時代的士大都是指武士。他們平常為卿大夫的家臣，統御百姓，戰時則執干戈保衛家園，并無嚴格的文武區別。顧頡剛先生認為后世武士所以轉化為文士，主要是在春秋之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日漸以道德之教為本，甚至羞言軍旅之事。于是戰國時期，出現了儒俠分流，“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不過儒俠并沒有那么嚴格的畛域，儒俠從內在精神來說，應該是相通的，這就是追求正義、公平，舍身忘死，孔子所倡導的那些士的人格追求，其實也是俠所遵守的，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殺身成仁，可以說是儒俠都追求的道德境界。據說孔子弟子中就有所謂漆雕氏之儒，有俠義之氣，在當時諸侯中很有影響。故近代國學家章太炎作《儒俠》一文，認為俠出于儒，他說：“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奮厲，矜一節以自雄，其稱名有民于儒焉耳。”章太炎認為像孔子弟子漆雕氏這樣的儒，神色堅毅，不避權門，以氣為重，正是俠義精神的表現。

東漢桓帝死后，幼年的漢靈帝繼位。這是一個更為昏聵的皇帝，他離不開宦官。當時由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武掌握政權，他同陳蕃合作，起用被禁錮的黨人。竇武與陳蕃本打算消滅宦官的勢力，但事機泄露，竇武兵敗被殺，陳蕃等也被捕殺。在宦官的操縱下，漢靈帝大興黨獄，殺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禁錮六七百人，太學生被捕一千余人。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魂歸何處

其實，這種慘烈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從深層的歷史原因來說，有其必然性。在中國社會演變出現波折的時候，知識分子往往甘愿充當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殉道角色，這是一種性格悲劇。當兩次黨錮之禍的腥風血雨彌漫一時，士人的悲歌也就分外高厲激昂。

范滂第一次出獄時，南陽士大夫迎之者千人有車數百輛之多，當是時，天下皆美黨人而穢濁朝廷。景毅讓其弟子做李膺的門徒，當他發現黨錮名單上沒有自己時慨嘆道，本來我就是讓弟子以李膺為師的，豈可因漏名而僥幸？于是自己上書辭去官職，回歸故里。黨人張儉在被宦官追捕時，許多人受到牽累，為之招來殺身之禍，但這些人死而無怨。陳留人孔褒，是孔圣的后裔，與張儉是至交，張儉逃到他家，孔褒外出，弟弟孔融在家。張儉很沮喪，孔融見狀就笑著說，兄雖不在，難道我就不能做主嗎？于是留張儉住了幾天。郡吏聞風前來追捕時，張儉已經離去，于是郡吏將孔融孔褒一起帶走。孔融首先認罪，說是兄長不在時是我擅作主張，由我承當！孔褒則說，張儉來找的是我，弟本不知，我當坐罪！郡吏不能定案，又把孔母叫來訊問。孔母則說妾夫已歿，妾為一家之主。家事處分，應由家長承擔。郡吏見他一門爭死，案子難以定讞，于是申報朝廷，那些宦官仍不放過孔家后裔，竟讓皇帝下詔處死孔褒。孔融經此大難而名聲大振，后為建安七子之一。

魯迅早年也曾慨嘆中國少有敢于吊撫叛客的戰士，但是在漢末年代，這種吊撫叛客的俠義風尚還是很濃的。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考驗顯得分外嚴峻，而唯有胸中有浩然之氣的正義之士，才能將生死置之度外。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指出評論《世說新語》中記載的嵇康就義情景指出：“這是一班在文化衰墮時期替人類冒險爭取真實人生真實道德的殉道者。他們殉道時何等的勇敢，從容而美麗。”漢末黨人在邪惡與強暴面前展現出來的凜然正氣與不屈精神，應該說是嵇康的先導。范滂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入獄時，獄吏對他說，犯官按規矩應祭皋陶。皋陶傳說是大舜時的法官，以執法公正嚴明著稱。然而，在權閹當道人妖顛倒之時，哪還有什么法度可言？范滂正義凜然地說，皋陶為古時直臣，如果知道我無罪，當代訴天帝，如果不能的話，祭了又有什么用？其他入獄的官僚聽了范滂的話之后，一起罷祭。在審訊中，宦官頭目王甫詰問范滂為何誹謗朝政，勾結黨徒？范滂應聲答道，孔子說，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士大夫在世當使善惡分明，揚善去惡。現在朝廷將正人君子說成朋黨，難道善反為惡，惡反為善嗎？說得王甫啞口無言，只好將案子上報皇帝。

第二次“黨錮之禍”興起后，范滂首當其沖。當督郵吳導奉命前往逮捕范滂，經過范滂暫居的居羌縣時，內心悲哀無奈，在驛舍中哭泣，恰好被范滂聽到，他聞聲而悟，這位官員一定是因為要抓我感到為難而哭，于是馬上到縣中自首。縣令郭揖，見到這位名士后大驚，立即拿出印綬，要與范滂一起逃亡，對他說，天下之大，什么地方不可容身？為什么一定要去自首？范滂激昂地說，我死之后，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免禍，豈可因罪而連累你？何況老母年歲已高，我如果逃亡，不是要連累老母嗎？于是縣令只好派人迎來范滂的老母，與之訣別。范滂哭著對老母說，弟弟素來孝敬，能奉養老母。愿母親勿為我而傷悲，就當兒生病而死罷了。這位老夫人也是一位烈性婦女，她含淚對兒子說，你現在已與李膺杜密這些名士齊名，既已成名，就當舍身取義，若又想求長壽，天下事恐怕沒有這樣兩全的呢！范滂長跪聆受老母的教誨。轉身又對兒子悲憤地說，我欲叫你們為惡，惡不可為，我要讓你們學善，這就是我的下場！路旁聽者無不為之流下眼淚。于是范滂與家人訣別后，隨督郵吳導入獄，不久被宦官在獄中拷打而死。范滂，以他的就義，為自己的人生信念寫下了最后的一筆，這種求仁得仁的氣度令人感慨，“他們殉道時何等的勇敢，從容而美麗。”(宗白華語)他以其生命的實踐，控訴了在人妖顛倒的年代之中，正直的人無路可走的悲劇。自古以來，中國傳統的人生教育都是福善禍淫，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兩漢的天人感應論更是宣傳這一套價值觀念。然而黨錮之禍中范滂揭示的人生悲劇卻宣告這種學說的虛妄。正是有了“黨錮之禍”，才逼使漢末的士人對社會人生展開了重新思考，血色士風，在漢末的人生迷途上寫下了悲壯而無奈的一筆。林語堂《中國人》一書對此評論道：

漢末前后，中國的文人學士們并非對世事麻木不仁。事實上，政治批評在這個時期是最激烈的。當時文人學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學生有三千多人，他們積極參與時政的議論，對國家政策或皇親國戚們的行徑作了堅韌無畏的抨擊，甚至敢于對宦官太監乃至皇帝表示不滿。然而沒有憲法保障，這個運動被宦官鎮壓下去了。二三百個學士，有的是全家，都被處死，流放，或監禁。這是在公元前166年至169年發生的事，史稱“黨錮之禍”。這次鎮壓如此徹底，如此廣泛，整個運動即刻夭折，它的影響也持續了一百多年。從此開始了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