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崇高理想。“新狀態”小說并沒有放逐知識分子精神，但不相信意義，不相信歷史的新信念代替了以往文學中的對理想信念的堅持，從“吾將上下而求索”墜入了“游戲人間”。盡管其間并不乏作者作為知識者的優越，但這優越的來源，不是“有意義”，而是“無意義”。
       
    “新市民”小說作家似乎更多地認同了90年代商品經濟之下的大眾文化準則。他們確信物質對于都市人的重要。作者取消了精神??物質二元對立模式，同時也意味著放逐啟蒙，因為啟蒙的意義即在于其超越物質、超越現實的終極性。他們選擇了泯去二者界限的現時表達，即“欲望”。欲望雖有超越現時的意味，但它緊緊附著于物質與性這些現時內容上，并以認同世俗為前提，因此，精神與價值悄悄離去了。“新市民”小說的倡導者曾說：“希望作者們從前一階段的種種政治、文化的情緒中伸出手來，撫摸當下的現實：對結束了僵硬的意識形態對峙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對逐步市場化的中國社會結構與運作有新的適應與認知，使文學對于民族的現實生存與未來發展有新的關懷”，但很難說“新市民”小說便具有這樣一種先導力量。雖然作家們對“現實生存”不無敏感，但“新的關懷”又是什么，我們是很難見到的。
                                                                      
    三
       
    啟蒙主題的價值形態的堅守，在90年代主要表現為個性化形態，并帶有溫和成份，也就是說，80年代以集團形式出現并表現為中心話語特征的啟蒙言說，被代之以作者個人言說。由于知識從“中心”到“邊緣”的位置過渡，啟蒙話語顯得多元化起來。
       
    一種情形是，作家的依舊依循“五四”傳統。它強調啟蒙傳統的批判性，如高曉聲、韓少功。高曉聲在90年代寫出《陳煥生出國》等篇，依然有80年代《陳煥生上城》中影子，陳煥生阿Q式的思想痼疾并無消失，顯示出中國農村頑冥不化的“死魂靈”；韓少功則相信民間的“詞是有生命的東西”。《馬橋詞典》從詞匯入手，即是對民族惡根的批判。
       
    另一種情形則與80年代有較大不同。隨著商品經濟之下知識分子精神指向的分化，原本被稱為精英的知識群體已很難再有統一的標尺，錢欲、物欲、權欲不可克服地進入知識者的心態，因此相當多的作品開始審視知識者自身中心意識被消解之后的價值迷失與在現實中的茫然。劉震云的小說揭示了知識者在網狀的社會現實當中屈服于世俗的原則，所有理想墜入可怕的日常滿足。賈平凹的《廢都》則是一部知識者精神萎縮的沉淪圖景，莊之蝶的精神令人震驚地墜落，性的狂放預示著精神末日。這一切，都顯示出知識者拯救主題的變異，即拯救者自身所需要的救贖，拯救者已經不存在。
       
    90年代普遍的精神麻木終于引發了一次反撥，這幾乎是一次偏執的行為，精神的振作由于長期的折抑而顯然有些失去常態，這便是被稱為“新理想主義”的張承志、張煒的創作。
       
    應該說，二張并非重塑知識者，其實，知識者普遍的精神萎縮不僅不能成為社會的英雄，相反，其本身便處于需要拯救的沉淪當中，拯救人類的精神來源被他們轉向他方，轉向神秘的原教與被人忽視的自然。
       
    張承志在《清潔的思想》等文中，對當代文壇的憤激躍然紙上：“未見炮響，麻雀四散，文學界的烏合之眾不見了……”，“所謂三春過后諸苦盡，各自需尋各自門，不過一古腦兒都涌向商人門了”。張承志指斥整個文壇“荒誕可怕”，處于驚人的墜落中，真正堅守者直如“孤軍”，但既使這樣，也要“孤軍去戰”，不惜與整個文壇決斗。在一篇散文中，他傲然宣稱：“敢應戰和更堅決地挑戰，敢舉起我的得心應手的筆，讓他變作中國文學的旗”。張煒于此時也豎起拒絕向商業化投降的大旗，他說：“時代和人的精神常常被一種喧囂所覆蓋，而我的作品說的‘拒絕’，就是針對這片喧囂的”。
       
    1999年，張承志的《無援的思想》與張煒《憂憤的歸途》兩書，被冠之以“抵抗投降書系”之名推出，編者在書前配上了《寫在〈抵抗投降書系〉的前面》，內中文字不乏義正辭嚴的凜然之詞：
       
    90年代，在我們需要文化英雄文學斗士、需要良知集體承擔苦難構筑精神長城的時刻，我們看到了王朔發動的一次“痞子革命”……這場“痞子運動”是在痞子革命中迅速痞子化流氓化的作家無恥地領導了全民痞子化的一場運動，應該說它是文革詞語又一次曲線的“輝煌”表現，它不僅使幾千年的漢語言及她的文學的高貴與尊嚴再一次蒙受恥辱，遭受劫難，而且瓦解了十年改革的精神成果，導致了中國人文精神的又一次沉重哀退和死亡危機。這無疑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一個噩夢
       
    痞子運動標志著中國當代作家的歷史性轉變。中國絕大部分作家從此徹底放棄了對“現代”的承諾和信仰，背叛了自己八十年代的理想和熱情，公開地媚俗，向大眾投降，大張旗鼓地倡導“怎么都行”的后現代。他們把王朔當作時代的英雄、自救的楷模。這標志著中國作家進入放棄救世、進行所謂自娛的新時代，也就是放棄良知赤裸裸地以恥為榮的時代。
       
    書籍的主編宣稱，《抵抗投降書系》，就是要讓人們看到“抗戰文學大旗獵獵飄揚”，看到“抗戰文學抗擊媚俗反對投降悲壯雄偉大氣磅礴的風景”。編者有意用“抗戰”一詞來提醒人們這些書籍的戰斗性，似乎中國文壇已經“淪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的確，二張的創作并非80年代文學精神的延續，它不是知識分子精神的頑強堅守，而是另覓精神家園。早在80年代，張承志便有精神漫游的特點，希望能以植根土地之上的強壯靈魂與偉岸體力，喚回國人的生命強力。之后，張承志來到回地，為回地人民的英雄主義深深感動，并找到了生命與力量之源??哲合忍耶。張承志并不承認自己是描寫宗教，而說是在追索理想：“我一直描寫的都只是你們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追求、希望??這些被世界泠落而被我們熱愛的東西。我還將正式描寫我終于找到了人道主義；你們會在讀后發現，這種人道主義要遠比中國那些知識階級廉價拍賣的貨真價實”。他創作了敘述哲合忍耶教的歷史??《心靈史》，被青海的回民當作了圣經。張承志希望以此來喚回時下普遍失落的精神，但作品也帶上了濃烈的道德原教旨主義神秘的黯淡。畢竟，理想的重塑不是宗教，它必須經由理性的燭照才能發出光亮。張承志希望重造信仰，但信仰不是愚味的盲從，而是更高意義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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