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大地”為精神駐足之地，人與自然是他文學思索的焦點。人類的所有貪婪、愚惡、自私、沉淪，都源于同自然的遠離。張煒為挽回人類而提出的藥方便是“融入野地”，以此來保衛人類精神的純潔。在《九月寓言》、《柏慧》等篇中，人是自然之子，是動物、植物的朋友，人們和諧相處，無間無隙，“在它面前，金錢和其它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應當說，張煒身上的知識分子精神還是清晰可尋，但它不是“五四”以來的傳統，儒學的博愛與道家“天人合一”、“樂山知水”，也許是他為知識者精神自救所設定的恒久道路。
       
    90年代中國文學的變遷，其實也是一部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啟蒙主義的激進吶喊過去之后，是對商業社會無奈的呻吟，普遍的沉落使啟蒙時代的理想難以想象，只有從遙遠的地方找回粗礪狂暴的精神之源。作者：張鴻聲【原標題：張鴻聲：啟蒙的變異與堅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