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需要說明的是:“子午谷奇謀”的記載出于《魏略》,與本傳記載不同。由于《魏略》關于蜀漢事務的相關記載多與本傳不合,甚至被裴松之批評為“妄說”、“敵國傳聞之言”等,因此子午谷計本身的真實性令人懷疑。即使確有此事,諸葛亮也不會采納“子午谷奇謀”這樣的計策,因為它太“懸危”[10]。諸葛亮的北伐,實際上也猶如劉備征東吳一樣,是傾全國之力進行的,所以不能冒險。冒險成功了則罷,一旦不成功就會導致國家的嚴重危機。所以,諸葛亮北伐的戰爭指導思想,主要是圖謀穩當地在隴右建立基地,穩扎穩打,逐步推進。從蜀漢的實際國力、包括軍力而言,對諸葛亮的北伐步驟,不能不認為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平心而論,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謀”,實在是過低估計了子午谷道路的艱難和強大的魏國軍事力量。歷史本來是不能假設的,這里不妨作一假設:諸葛亮采納了“子午谷奇謀”,魏延率奇兵從子午谷直奔長安。子午谷道路崎嶇,遇雨還泥濘,魏延軍不能按預期趕到(建興八年,魏使張郃率軍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絕”[11],不能前進,張郃軍只得退還);勉強走出子午谷時,長安的魏國守軍已布好防守之陣;諸葛亮的大軍也不能按期到達(幾次北伐都推動不走就是證明)。此時的魏延及其大軍,便只能懊悔輕率出征了;蜀國遭此重創,也再不可能組織像樣的北伐了。
諸葛亮臨終時“拋棄”魏延自有原因
諸葛亮對魏延應該說是器重的,但也確有冷落的時候,尤其是在他臨終時,對魏延的冷落終于導致了魏延與楊儀的爭斗及其敗亡。
諸葛亮在臨終之前的退軍安排中,確實冷落了魏延。史書是這樣記載的:“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祎、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后退軍節度,令延斷后,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使自發。”[12]這次戰略性的會議魏延沒有參加,不少替魏延喊冤的人拿出這件事來作為諸葛亮不信任魏延的證據。然而,諸葛亮這樣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諸葛亮為何要讓楊儀而不是魏延在他死后統領三軍?這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諸葛亮的北伐戰略意圖與魏延有差異。
諸葛亮的北伐,許多人只看到了他的“興復漢室”之志和為此“鞠躬盡瘁”的努力,這是很不全面的。陳壽在撰寫諸葛亮本傳后就評論說:“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13]這是用史家慣用的曲筆之法,委婉地道出了諸葛亮的戰略意圖——即北伐戰略是包括兩個層次的:高層次的戰略意圖即掃滅魏國,興復漢室,這個通常為世人所關注;另一個戰略意圖則是低層次的,即在敵眾我寡,無法興復漢室的情況下,起碼要做到擴大蜀漢版土,震動魏國,使其不能對蜀漢用兵。對這個低層次的目標,卻往往被人忽略了。
諸葛亮在上《出師表》準備北伐時,是抱著統一天下,“興復漢室”的雄心壯志的。可是,諸葛亮雖決意北伐,然而當時魏、蜀兩國實力對比實在是眾寡懸殊。在當時的魏、蜀、吳三國中,蜀國是最小的國家;全國13州,蜀漢僅有一州;全國人口770萬,蜀漢不到100萬。諸葛亮以僅占全國約十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欲完成統一全國的理想抱負,實在是難以成功的。第一次北伐,形勢看似大好,結果卻是失利,這讓諸葛亮的心態發生了變化。此后,他雖然一如既往地堅持北伐,但是,已經發出了“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14]的感嘆,這與《出師表》中“愿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15]的堅定信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他的北伐戰略雖然始終放在關中一線,卻是從涼州繞一大圈的穩步推進,不再采取大的戰略行動。這實際上無疑于宣布,“興復漢室”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罷了。
對諸葛亮關于北伐戰略這樣深層次的思考以及戰略重心的調整,魏延顯然是不理解的。作為軍人,魏延是優秀的,但他是戰術家而不是戰略家。魏、蜀兩國實力對比眾寡懸殊的事實使諸葛亮在北伐時十分謹慎,因為蜀漢經不起折騰;而魏延卻經常“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諸葛亮不同意,魏延就“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16]雖然這只不過是發發牢騷,并不影響他與諸葛亮的關系;但是,諸葛亮卻明白魏延是很不愿意放棄北伐的高層次戰略意圖的。所以,諸葛亮不可能讓魏延在他死后統領三軍。
其次,魏延與楊儀的矛盾讓諸葛亮“二選一”時只能選楊棄魏。
諸葛亮臨終時,魏延是蜀漢最高級別的武將,作戰勇猛,富有謀略且深得士卒愛戴。魏延是個標準的武人,本領大脾氣架子也大,為人驕橫,史書說他“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17]大家看在他是蜀漢第一大將的份上,都讓他幾分;可偏偏有個同樣心高氣傲的家伙不買他的賬,這人就是“七郡上士”楊儀。楊儀是個文官,手上一兵一卒都沒有,更沒有過人的武藝,但他“長于規畫分部,籌度糧谷”,能保證北伐大軍足糧足兵,是蜀漢后勤第一人。誰都知道糧草器械對作戰的重要性,所以楊儀仗著自己的功績能力,是諸葛亮以下唯一敢對魏延說不的人。兩個懷才傲世,心胸狹窄的奇才在一起共事,結果自然是水火不容,事事針鋒相對了。
魏延和楊儀之間交惡到什么程度呢?史書如此記載:“值軍師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并坐爭論,延或舉擬儀,儀泣涕橫集。祎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18]可見二人仇隙之深,已經無法化解。魏延和楊儀的交惡甚至還傳出了蜀漢。“孫權嘗大醉,問祎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19]
魏延和楊儀二人對諸葛亮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他對兩人的態度是百般容忍,還繼續委以重任。在當時異常團結的蜀國軍政當局來說,有這兩個異類,是很無奈的事。
由于以上原因,諸葛亮在臨終之前召開關于退軍安排會議時,必然面臨在魏延與楊儀之間“二選一”的難題。魏延和楊儀都有本事,同時都難以和同僚較好地合作。不過楊儀會遵照諸葛亮的調度撤軍;而如果遺命給魏延,他一定會抗命繼續和魏國交戰。由于蜀軍長期以諸葛亮為核心,在這個時候和魏軍決戰,在戰略上是相當愚蠢的行為。所以諸葛亮明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