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匡扶漢室”的動機，不只有忠君的一個因素，還有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另一個因素。荊州牧劉表與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是“連襟”。劉表是諸葛亮妻子的姨父，蔡瑁是諸葛亮妻子的舅舅。劉表因與諸葛亮的叔父諸葛玄是好友的原因，對少年時期即避難到荊州的諸葛亮及其兄弟還有再生之恩。諸葛亮要劉備奪取荊州，要和劉備一起拿自己岳父黃承彥這一大家族開刀，于封建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評價，是不孝、不義。劉備一個“三顧”，就使得一介布衣的諸葛亮、一個戰爭以外的局外人，在國家面臨統一大好形勢的時候，加入到戰爭行列中來，并對自己的親人和恩人下毒手，這種“大義滅親”的、違背人常的反目，當然不僅是為了劉備，也是為了實現自己出將入相的政治追求。一個人憑借自己卓著的才能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從古至今的道德標準，都是不能建立在給人民和國家造成災難的基礎上，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即使追求成功了，也要受到歷史的否定。漢朝社會已是一個儒學盛行的社會，諸葛亮的作為，與儒家“仁愛”及“民貴君輕”等思想是背道而馳的。漢末的戰爭是統治階級內部軍事集團的戰爭，與歷史上自下而上的，為了追求社會公正、減輕剝削的以弱搏強的人民革命戰爭有本質區別，也與在民族危亡時，在國家和民族困難重重的時候，還要反對外敵入侵的正義戰爭有本質區別。統一的動機脫離了具體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不講時間、空間、大局，不都是好的。在統一大好形勢經過多年內戰十分難得出現的時候，諸葛亮要先通過戰爭把這種統一的成果破壞掉，再通過戰爭實現自己親手的統一，這個理想無疑是要受到歷史否定的。一定要分清是非地看待207年諸葛亮《隆中對》中先“三分后一統”的統一主張，逆歷史進步潮流而動的倒退性。這是207年國家面臨統一大好形勢下，《隆中對》不當提出的第三個理由，或者說是“即統學說”包含的第三層含義。

　　四．諸葛亮歷史形象的嬗變

　　正是由于在漢末國家經過多年內戰，統一的大好形勢已經出現，這個時候諸葛亮提出了“先三分后一統”的“隆中對”，并親身實踐至了234年生命結束，所以，隆中對以后“兵連禍結，遂為戰國”的三國歷史，諸葛亮是負有重要責任的。208年赤壁之戰曹操兵敗后，天下向著三分發展，經過十幾年戰爭，公元222年，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孫吳改正朔為標志，正式形成。這以前，220年，北方曹丕稱了帝。221年，益州劉備稱了帝。三國鼎峙形成后，三國之間幾乎年年都有戰爭。在經歷了上百次戰爭以后，263年，魏滅蜀。280年，西晉滅吳，分裂和長達90年的三國戰爭局面結束。東漢末年，全國人口5600萬，三國結束時，下降到了760萬。西晉短期統一后，歷史上的“五胡亂華”、東晉南北朝形勢的出現，都與這一時期長年累月的戰爭，使得漢民族人口銳減有關聯。589年，隋重新統一中原。

　　諸葛亮從政的一生，大致地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7年至221年。這一階段，主要是通過戰爭幫助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劉備奪取益州和鞏固益州政權的戰爭，給益州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公元221年劉備稱帝時，益州人口下降到了90萬人。第二個階段是222年至234年。這一階段，主要是多次北伐，蜀漢人民因此而承受了嚴重的經濟負擔，也有不少人因戰爭而命喪黃泉。

　　蜀漢在263年滅亡的時候，人口94萬。42年間，人口基本上是零增長。這一數據表明，繼諸葛亮之后，長年累月的戰爭對蜀漢生產力發展繼續造成了災難性危害。

　　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后朝是必然要為前朝修史的。陳壽為三國這段歷史修史，史書中必須貫徹的第一個政治觀，當然是魏為正統，蜀吳為僭越，原因是西晉受魏禪而來。魏不是正統，西晉朝廷就不是正統。但既然魏是正統，西晉朝廷卻為什么取它而代之呢？這個問題在當時非常敏感，關乎到政局的穩定和人心的穩定。所以，在三國的修史中，還必須要貫徹另一個暗線的政治觀，就是魏當禪位給晉。怎樣才能在史書中貫徹這個政治觀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史籍上提高蜀、吳的地位來貶損魏。曹魏如果受不到貶損，西晉就沒有取代它的理由。在這一明一暗兩個政治觀的左右下，諸葛亮成了三國史中，代表蜀攻擊曹魏政權最重磅的炸彈。他這個蜀漢的開國丞相，反魏的思想和行為都十分突出，能力也十分強，可以把曹魏政權在史籍中打得遍體鱗傷，能最好地說明曹魏的惡。利用諸葛亮貶魏以說明魏當禪晉，最早的思想根源要追溯到西晉265年建立不久，《三國志》編修之前，西晉皇帝司馬炎讓西晉朝臣子，時任“著作郎”一職的陳壽，編輯保留諸葛亮對魏“誹謗”言論不加刪除和避諱的《諸葛亮文集》。司馬炎的旨意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西晉皇帝對歷史的宏大和通達，其實是要利用諸葛亮的亡魂為本朝受魏禪的合法性服務。《三國志.諸葛亮傳》上，保留有陳壽奉旨編輯《諸葛亮文集》告成后，274年給晉武帝司馬炎的上言，上言對諸葛亮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諸葛亮的歷史形象，在那時基本上就在晉武帝司馬炎的主持下定性了。在《三國志.蜀書》中，諸葛亮這個魏晉朝共同的敵人，這個被魏、晉共同認定的僭越的丞相，被陳壽編修得流光溢彩并得到西晉朝廷的認可，那是有重要的政治原因的。諸葛亮的形象如果有害于當朝的政治，它在司馬炎手里是活不了的。諸葛亮歷史形象的嬗變，始于西晉，第一個把他靈魂塑起來的人，是他身后政治上的敵人------司馬懿的孫子晉武帝。陳壽只是那個時代，脫離不了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一支聰慧的、靈透的、能干的筆罷了！但我們對陳壽其人，是懷著崇敬心情的，因為他給了我們一個時代的歷史。這是諸葛亮的歷史形象，在歷史上向著正面方向發展的第一波推力。

　　時代進入東晉，少數民族把西晉政權趕到了江南，關于魏和蜀誰是正統的問題出現了爭論。正統問題在我國封建社會有地緣正統論和血緣正統論兩論。所謂地緣正統論，就是說北方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那里有高度發達的華夏文明，哪個政權占據了北方，哪個政權就是正統政權。所謂血緣正統論，是以血緣關系來確定政權的正統地位。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為了給偏安江南的東晉王朝爭正統，認為三國中，處于南方的蜀，按血緣正統論定位，應是正統政權。處于南方的蜀是正統政權這個正統論一旦成立，處于南方的東晉朝是正統政權就有了先例可循，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正統政權了。當然，這個理論是有很多連習氏自身也無法解釋的漏洞的，但是卻很能迎合偏安江東的東晉政權政治上的需要。習氏的正統論在當時影響很大，諸葛亮及蜀漢在歷史上的地位，在東晉時期得到了第二波有力的、向著正面方向發展的推力。唐朝時，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指責曹操“觀沉溺而不振，視顛覆而不持。乖殉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有無君之跡”一句，把諸葛亮的反操、蜀的反魏間接的合法化了。諸葛亮的歷史地位，得到了第三波有力的，向著正面方向發展的推力，也為唐代關于三國人物的文人創作，在大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