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新鄉。1987年后連續發表《新兵連》《單位》《官場》《一地雞毛》《溫故一九四二》等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場系列”，引起強烈反響。2011年，作品《一句頂一萬句》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秋天，新作《我不是潘金蓮》問世。本月底，根據其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的電影《一九四二》（馮小剛執導）即將上映。

    ★先鋒語錄

    ★其實我一點也不繞，一點也不幽默。是生活本身就這么繞，就這么幽默。

    ★當一個民族面臨的苦難太多時，用幽默的態度來對付嚴峻時，嚴峻就會變成一塊冰，掉在幽默的大海里，這塊冰就融化了。

    ★把神神鬼鬼寫成荒誕，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它本身就荒誕，但把現實的荒誕性寫出來，好像比這個難一點。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楊梅菊 實習記者 樓凌微 發自北京

    就在以為最近不會采訪到劉震云的時候，我被告知將有一次機會與這位中國當下頗有名氣的作家一起吃頓便飯。這當然是一種榮幸，特別是考慮到他最近的新書《我不是潘金蓮》剛剛出版不久，并且根據其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的電影也馬上上映。

    我們約在了北師大旁邊的一家傳統中餐館見面，晚飯后，劉震云將在這所最近頗具話題性的高校里進行一場演講——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作家莫言曾在北師大學習創作，但莫言獲獎后第一個來到北師大演講的卻是劉震云，這似乎是一種富有幽默感的巧合。

    說得著的人

    我提前到了，劉震云到得比我還早。還是慣常的黑色，黑色毛衣，黑色對襟外套，對于這個年齡來說算得上濃密的黑發。牙齒卻很白。

    寒暄過后，他便主動給這次會面定了調子：“咱就隨便閑聊，別弄得太嚴肅。”

    事實上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里，嚴肅成了最困難的事情之一。飯桌上的劉震云與鏡頭前和演講臺上的劉震云很不一樣。他的語速聽起來很正常，說話愈發幽默而且有種坦誠的刻薄，他問別人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你叫什么名字，第二個問題是老家哪里。兩個答案都知曉后還會總結陳詞：總體來說中國人的名字聽上去就是他的出生地。

    這很容易讓人想到其新書《我不是潘金蓮》里那些非常具有指代性的名字，例如“董憲法”，“王公道”，還有“史為民”。當劉震云為他筆下這些司法從業人員一一安上這樣的名字時，主人公李雪蓮的漫長告狀遭遇看上去便分外荒誕：這個頂了潘金蓮冤名的婦女經歷了一場荒唐的離婚案后走上告狀路，結果一告二十年。

    雖兩者被視為姊妹篇，但毫無疑問，《一句頂一萬句》更磅礴恣肆、氣象萬千，這也是到目前為止劉震云所有作品中讀來最令人動容的一部小說。其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試圖書寫的是人在終極狀態下的普遍孤獨：小說上半部寫孤獨無助的吳摩西失去唯一能說得上話的養女，為了尋找能夠溫暖靈魂的朋友，走出延津；后半部寫的是現在：吳摩西養女的兒子牛建國，同樣為了擺脫孤獨尋找說得上話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而到了姊妹篇李雪蓮這里，一個告了一輩子狀的女人，告到最后，難道真的只是為了求一個具體的判決嗎？顯然也并不是。如果說《一句頂一萬句》寫一個戴了綠帽子的人想殺人，其實不過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說上話的人，那么《我不是潘金蓮》寫的則是一個戴綠帽子的女人，從殺人到折騰人，不過是想在人群中糾正一句話。

    劉震云一定是充分理解了這種“理解缺席之下的孤獨”，也一定是從這種孤獨之下體驗到“說得著”的幸福，才得以書寫“人與人之間的孤獨”的反面。

    “那你和馮小剛之間，算是《一句頂一萬句》里那種‘說得著的人’嗎？”

    “我覺得應該是。比如說，大家不是說有事想起誰來了，往往是沒事的時候說‘今天晚上在一塊吃飯吧，反正也沒事兒。’這個就說‘那行啊，那就一塊吃飯。’有時候會把王朔叫來，就一塊包個餃子，弄一兩個涼菜……”

    所以劉震云說自己與馮小剛之間的默契不是電影和文學上的默契，而是生活中的默契。

    苦難熬制的幽默

    上來一道肥牛，劉震云先夾一筷子，擱在我碗里，“這菜看起來真不錯，你嘗嘗。”

    對于每一口吃進嘴里的食物，劉震云都不吝嗇自己的盛贊，看上去，他吃一口鮑魚所得到的滿足，與吃一口河南羊肉燴面得到的滿足，并沒有什么兩樣。后來，劉震云頗有些奉承地對服務員說：你們家菜真不錯。那姑娘大概是第一次聽到有食客如此殷勤的夸贊，臉都紅了，囁喏了半天說：還行吧。

    盡管對食物的贊美聽上去那么實心誠意，劉震云依然說自己沒有資格成為“吃貨”，他認為這是個昂貴的詞匯，是時間慢慢煨出來的“品位”。可以斷定的是，一個從小生長在農村、吃不飽、挨過餓的人，不容易成為“吃貨”。在那本講述饑餓的《溫故一九四二》序言里，劉震云這樣寫道：一九四二年，在我的家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

    在所有作品里，《溫故一九四二》是最不像小說的一部，他以口述性質的文學報告體例，述說了一個關于饑餓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災民3000萬，餓死300萬，河南成了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關于饑餓，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記憶，也有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的考察，他們共同記錄了一個民族最不應該忘卻的一次災難。

    從野心上看，劉震云幾乎是以一個小說家的身份在為自己的家鄉“修一段缺失掉的歷史”，此謂溫故，但具體以何種態度去走近歷史，卻是一個難題。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錢穆曾說，一個人對于本國史要帶有溫情與敬意，而從后來我們所能夠讀到的《溫故一九四二》看，對于這段家鄉的歷史，劉震云不僅懷有溫情和敬意，同時也懷有自蒼涼苦難中煉制而出的幽默感。

    事實上，在去年諾貝爾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中國之行期間，劉震云曾在公開的研討會上說，正是二十多年前《溫故一九四二》的寫作，讓他發現了幽默的所在：“大家都認為他們會像哈姆·雷特一樣說‘是誰把我餓死的？’‘我為什么會死？’沒有，我們河南人，我們這個民族臨死的時候給這個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劉震云說。

    他信口以當時在座的幾個中國頂級作家舉例：一塊兒去逃荒，莫言三天前死了，現在輪到我了。臨死時我沒有追究我為什么死，莫言怎么死，我首先說的是，我比莫言多活三天，我值了。在餓殍遍野的年代里，人吃人也不再是一個多么不道德的事情，閻連科倒了，死了，李洱過來，扒下閻連科的褲子就要割肉，正扒著連科醒了，說“我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