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中年，世界觀和對人對事的情感底色，已經不會改變，我只想在既放松又緊張的狀態下，鉆研短篇的虛構和敘事的種種可能性，讓作品里的人和事， 更能呈現一種普遍性。每個作者都在追求一個看不見摸不著，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的東西，那就是寫作狀態。寫作需要才華和智慧，要警告自己遠離聰明——“需 要”和“遠離”的分寸必須拿捏好。當然，寫出滿意的作品，離不開寫作者的整體寫作格局，以及命運的眷顧。

    王雪瑛：《赫本啊赫本》中的《刀宴》，篇幅短小，意境開闊，寫出了名刀在夜色中隱隱地蘊含著鋒利的光芒，名刀的鋒芒可以在年代的潮水中穿越，歲月為什么無法磨損名刀的鋒利？

    蔣一談：靈感首先來自這個小說名字。最初構思是中國愛刀客和日本愛刀客之間的一次長談，最終揮刀比拼，話題由刀展開，涉及文化傳遞和民族仇恨。寫完不太滿意，或許以后我會再把這個構思寫一遍。

    最后故事的創意轉向傳統文化斷裂，個人感覺寫作空間更有彈性了。一段“苗刀”文獻，最終確定了內心想表達的東西。前一段時間發生的“故宮” 事件，讓大家明白中國傳統文化的留存真相和未來命運。數千年來的中國文化太注重實用主義，而實用主義就是不停的“改變主義”和唯我獨尊，對文化傳承無動于 衷。傳統基因一旦斷裂，極難再次連接復原。一把苗刀，曾經殺敵無數，曾經立下戰功，最后卻被刀槍入庫，無人繼續研習刀法和技藝，似乎一切萬事大吉。這把 刀，以及刀技、刀藝失傳的現實命運，其實是在揭示中國文化的自殘。自殘是最痛苦的，毫不自知的自殘更可悲。

    王雪瑛：小說集里《七個你》同樣在雜志上發表過，你快速勾勒出一個都市女孩的肖像速寫？小說有一種傘狀結構，同時展開七個面。每個不同側面都有不可克服的孤獨和憂傷。你希望她擁有一種在孤獨中生長的力量？

    蔣一談：我在三聯書店、 先鋒書店和讀者交流，有幾位讀者朋友說過，《七個你》其實是一個公共寫作題目，很多人都不得不面對時間的擠壓和身份的變異。這篇作品的寫作閃念，來自一次 八零后女孩的交談，她說：“對我們而言，現在的時代不是浮躁，而是茫然。我們的理想和希望、愛情和事業就在前面，就在空中，可是我們就是抓不到。”身份的 茫然，個人價值在城市里的消失，或許只有通過自身的身份轉換，才能找到自己，才能找到自身與這個世界的連結：“我”還存在著。

    后來某天看見一幅圖片，舞臺上一個女孩頭戴方巾，方巾遮蓋住了她的臉龐，一束光罩在她身上，她在沉思，還是在表演？或許是在扮演自己。《七個 你》用了六個小時寫完。有讀者和批評家解讀說：女孩通過身份和心態的轉換，對抗這個堅硬冷漠的物質世界，不愿被這個同質化的世界吞沒掉。一周七天，七個 你，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試一試。

    王雪瑛：小說集中，《中國鯉》描寫一群美國人追殺中國鯉魚的故事，整個故事讀完非常沉重。《中國鯉》給我的 感受，是一種寓言的隱喻與象征，人類為了解決某些問題，往往會發明某些方法，某種新事物，或采取某些新措施，看似已經解決的問題，往往引發更大的問題。當 然小說的意蘊還可以有其他的理解，比如小說中人物的感慨：中國鯉魚漂洋過海來到美國，卻面臨這樣的命運。由此想到千千萬萬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

    蔣一談：有一天無意中看《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的紀錄片，美國人舉辦殺魚大賽的激動畫面，意識到他們追殺的是 中國鯉魚。這是真實事件，船槳、木棒、魚叉、箭等武器用具全用上了，捕殺場面很血腥。美國人不喜歡吃鯉魚，他們把捕殺而死的鯉魚扔在車上，拉進工廠粉碎成 魚肉粉給動物當飼料。你可以在美國超市里買活鯉魚，但買后須馬上殺死，不允許帶著活鯉魚走出超市。背景了解之后，故事構想馬上蹦出來。感覺非常簡單直接， 首先想到人類族群之間的競爭和搏殺。

    我們周圍發生的很多事件，都暗藏隱喻和象征。我本來想寫一個非虛構故事，但我是中國人，漢語寫作視角不能令人信服。于是選擇用純呈現的敘事方 法。“我”是寫作者，也是讀者，在結尾之處，“我”作為探望女兒的父親(讀者)發出了本能的想法，雖然想法有點突兀，甚至有些牽強，但這是“我”——一位 父親(讀者)最真實的想法。我始終認為，在寫某些短篇時，結尾留下某些破綻未必是壞事。

    王雪瑛：那么《芭比娃娃》呢？看似一個很寫實的短篇，被你命名為《芭比娃娃》，或者說使用芭比娃娃的意象，讓小說有一種擺脫具象的能力，很平實的小說，但不是單一的小說，不是一篇被寫實所限制的作品，說到底，你還是注重向讀者敞開更大的理解空間。

    蔣一談：芭比娃娃和成人保健用品都是舶來品。在當代中國城鎮的大街小巷，我們可以看見這些成人保健店面，已 是城鎮生活的真實符號。從另一個方面說，性在中國已經完全世俗化，甚至比發達國家更開放。底層百姓生活與性是何種關系？實在的物品和實際的性行為是隔離 的，哪怕這種隔離是被生活逼迫的。在這篇小說里，我采用線性敘事，只想原原本本地敘事。

    王雪瑛：這些作品讓讀者發現，你對親情很關注，人物與父母親的現實情感是你經常關注的對象，由此想到批評家 李敬澤談到你時說的話：“我看很多作家，2011年寫不清楚，就只好寫1911年，或者只好寫1921年，1931年。我倒是覺得蔣一談敢寫2011 年，2011年里人的痛苦，他的左右為難，我們可以在他的小說里讀到，我覺得這就值了。”他還評價說，你在寫作和出版上完成了一個歐美作家能完成的事。你 自己是怎么想呢？

    蔣一談：感謝李敬澤先生。現實的中國人就在身邊，二十年前，我們根本無法想象今天的現實生活。我認為生活在 現實的中國，正是寫作者的福氣。“人生就是從搖籃到墳墓的旅行，而我想在這個旅行中給自己尋找那份內省、溫暖和自由。”這是我在作品里的一句話。我喜歡觀 察和感受現實，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現實的新鮮感。我對過往的經驗主義寫作抱有警惕，極端地說，我現在依舊封存著我的童年、少年和大學時代的經驗和生活，或許 未來某一天會寫，我不太信賴經驗主義寫作，或者說，經驗主義寫作在我的意識里是短暫的，也不是我最想呈現的。

    我從一開始就希望自己成為一名盡可能徹底的虛構現實主義寫作者。我知道這是寫作上的挑戰，但這也是寫作的虛構快感。我覺得萬事萬物皆可入小說， 前人描寫了人類的愛恨情仇，幾乎寫完的人性的各個層面，可為什么文學依然存在？因為人類對未來抱有幻想，人類依然渴望了解自身。我對歷史素材、現實點滴和 未來幻想抱有強烈的興趣，我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嘗試多種題材和類型的寫作，成為一位視野廣闊、膽量很大的寫作者。從事出版近二十年，雖然我創辦